1923年8月，受孙文委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近3个月的访问和考察。
此前，随着《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国民党正式确定了联俄路线。蒋介石和代表团此行的使命，是要求苏联兑现承诺，尽快打第一笔援助款，并派遣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国民党编练军队。
卢布和军事顾问，对孙文的意义不言而喻。
当时，孙文的革命事业陷入了瓶颈期，好不容易有了根据地和军队，但因陈炯明兵变，一切都毁了。他在《告国民党同志书》中坦言，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虽然后来他策动驻桂滇军、桂军及驻西江部分粤军，赶走陈炯明，夺回了广州，但他手下没有嫡系军队，麾下的杂牌军对他忠诚度有限，而且陈炯明残余还在广州附近，虎视眈眈，吴佩孚也不断鼓动广东周边的各路杂牌军围攻孙文。
这种情况下，别说打倒北洋军阀了，能广州撑多久都是个问题。
所以，蒋介石访苏的第一层目的，是催促苏联尽快输血，帮助国民党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
除了这层目的之外，蒋介石访苏其实还肩负着一项极为特殊的使命，某种程度上，这项使命甚至比援助广东更重要。
这项使命，就是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
西北军事计划，是孙中山酝酿了很久的一个计划，大致内容是由苏俄提供援助，帮助国民党在西北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和一支军队，然后苏俄出兵秘密配合这支军队，进攻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心北京。
1922年10月，孙文与苏俄代表马林会谈时，提出了这个计划，马林告诉他，苏俄军队绝不能轻易进入中国。
苏俄否决了直接出兵的建议，但对建立军事基地和训练军队提议，并没有把话说死，这给了孙文希望，年底，孙文直接给越飞写信：
“从我离开广州以来（被陈炯明兵败赶跑），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是英国势力和海军强国支配的中心，然而，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放弃广州。······
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等等。
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如果能够，将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在随后的谈判中，孙中山将这个计划描述为“长远计划”——推翻北洋军阀。与此相互对应的是“应急计划”——苏联援助广东，巩固根据地。
1923年5月，苏联正式给了孙文答复：提供200万金卢布，协助国民党在中国北方或西部省份建立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物资援助不多，只能给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和2辆装甲车。如果同意的话，可以用这些援助和苏联顾问，先建立一个军校。
孙文回信表示感谢，表示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谈细节，最终，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蒋介石。
1923年9月9日，蒋介石在会谈中，向苏联人提出了西北军事计划。
他说国民党虽然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但广州根据地处境艰难，由于英国的禁运政策，广州不好搞到武器，部队武器弹药奇缺。
而且广州靠近香港，处于英国势力范围之内，英美及其支持下的吴佩孚、陈炯明等军阀，对广州构成了很大威胁。
如果从广州北伐，不仅英国会从后方捣乱，北伐部队在长江也会遭遇英美舰队的阻止，困难重重。
所以在代表团出使苏联之前，广州大本营已经决定转移战场，将战事转移到西北地区。这也是代表团此行的目的。
苏联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听完蒋介石的阐述后，建议他写份书面的东西，再进行研究。
于是，蒋介石在下榻处写了《中国革命之新前途》。这是一篇长达8200多字的建议书，分为绪论、军事计划书、宣传、结论四个部分。
在计划书中，蒋介石认为从军事角度讲，国民党很难在中国东南立足，所以需要在靠近苏联的中国西北地区，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作为与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战斗的基地。
在具体计划中，他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以及各派势力之间的彼此关系、兵力情况、武器和军工生产情况，比较了在新疆和蒙古建立军事基地的优劣，还有国民党组建西北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计划，以及在未来的战争中如何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
蒋介石详细比较了乌鲁木齐和库伦，认为库伦比乌鲁木齐更适合做基地。
乌鲁木齐与北京相隔八千华里，前半段路有沙漠，水很难供应，后半段路是崇山峻岭，路不好走，一万军队从乌鲁木齐行军至北京，即使中途没有战斗，也要至少花6个月时间。
而库伦距北京不到三千华里，是高原坦途，坐汽车4天就可以到张家口，然后再转乘火车，一天就可以到北京。
军队方面，蒋介石设想的是，至少编练3个混成旅，每旅6000-10000人，总计18000-30000人。配备15000-24000支步枪，12-18门火炮，1500-3000匹马（骡子也行），6-10架飞机，50-300辆汽车。
苏联人研究后，在10月21日的会谈中，否决了这个计划。
外交人民委员（外长）契切林对蒋介石说：蒙古人害怕中国人，你们不因该去那里搞军事行动，这会引起严重误会。
蒋介石做了各种解释，但无济于事，他又找了其他苏联高层人士谈，得到答复都差不多——苏联不支持国民党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
11月1日，斯克良斯基代表苏联政府，正式答复蒋介石：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内全力以赴开展政治工作，否则，在目前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失败。
蒋介石不死心，解释说国民党已经在搞政治宣传工作了，现在需要军事行动配合，才能更有效果。斯克良斯基根本不接茬，回复道：可以帮助你们在广州训练军政干部、建立学校。
蒋介石是一个很倔的人，不肯认输，11月27日，他面见了托洛茨基。
列宁卧病在床，托洛茨基算是最高领导了，他的意见与之前苏联官方意见一样，建议国民党效法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下功夫搞政治宣传工作，“一张好的报纸往往比千军万马都管用”，不要老想着搞军事行动，即使搞，也不要在蒙古搞。
通过这一系列会谈，蒋介石算是明白了，苏联名义上声称尊重中国对蒙古的主权，但实际上已把蒙古视为禁脔，不容许任何势力染指。由此，他开始怀疑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诚意。
2天后，蒋介石带着失望透顶的心情，率领代表团启程回国。
多年后，他在书中写道：“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
西北军事计划胎死腹中，源于双方的理解存在巨大偏差。
苏联当初答应帮助国民党搞西北军事计划时，没意识到国民党指的西北是蒙古和新疆——这都是苏联认为的敏感地区，尤其是蒙古，它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而孙文和蒋介石轻信了苏联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承诺，以为苏联真的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这次访苏之旅，也把蒋介石心中的苏联滤镜击了粉碎。在此之前，蒋介石经常研究马克思主义，阅读俄国历史书以及《新青年》等杂志，还为苏俄红军击败白卫军的新闻欢呼过，可以说对苏联充满了兴趣和好感，还幻想能去那里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
访苏之后，他对苏联的印象发生了180°变化。
在汇报访苏情况时，他建议孙文利用苏联的援助建军建校，但不要联俄。还说苏俄政权一旦强大稳固，帝俄沙皇时代的野心复活不是没有可能，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后患，不堪设想。
孙文自信能够把握好联俄的尺度，他批评蒋介石“未免顾虑过甚”（想多了）。
但是，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尤其是他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从这个时候起，他对苏俄有了一种骨子里的厌恶、仇视和提防。
虽然后来他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每天都要和苏联顾问打交道，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场面话，但那只是表面的敷衍，以及对现实的暂时妥协。仇恨的种子一旦种下，翻脸是必然的。
西北军事计划最终停在了纸面上，但它的影响远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它展示了国民党对苏联的期待，暴露了苏联对援助革命的真实意图。
蒋介石离开莫斯科时，带走的不只是一个被否决的军事计划，还有一种崩塌的信念。
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早在这次会谈中，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