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找了整整45年的功臣，叫高福源。很多人提起西安事变，只记得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35岁就冤死的东北军少将，才是促成国共联共抗日、推动西安事变爆发的核心牵线人。

我这里必须说句实在话，没有高福源当年豁出性命的奔走，西安事变的走向，很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他是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的少将团长，1935年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他没像其他被俘军官一样想着逃跑，而是在苏区亲眼看到了红军的抗日决心，看清了只有国共合作，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他主动找到周恩来总理，请缨回西安说服张学良，这条路，走成了是民族功臣，走不成就是通敌死罪，他连眼都没眨一下。

他前后两次往返苏区和西安，凭着一腔赤诚和实打实的所见所闻，一点点打消了张学良的顾虑，最终促成了张学良和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为西安事变的爆发，铺好了最关键的一条路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受张学良指派，四处奔走宣传八项救国主张，拼尽全力稳住局面。

可谁也没想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后，东北军内部瞬间分裂，爆发了自相残杀的“二二事件”。高福源为了化解内讧，不顾身边人的劝阻，主动出城去和驻守渭南的东北军将领沟通解释，结果被人扣上了“主谋”的帽子，1937年2月5日被冤杀在西安，年仅35岁 。

他死后，是弟弟高福洪和地下党的同志，冒着杀头的风险，偷偷把他的遗体运出来，在西安东城墙脚下，挖了一米多深的土坑，用一口薄棺草草掩埋。连块墓碑都不敢立，只凭着步数和城垛的位置，记下了这个埋骨之地。

这一埋，就是45年。这45年里，他的家人因为他的“不清白”身份，受了数不清的委屈。儿子高本堂成年后一直在工地拉架子车卖力气，直到1980年，沈阳市政协的同志找到他，他才第一次知道，自己那个只存在于母亲口中的父亲，是西安事变的大功臣。周恩来总理生前就多次派人寻找他们一家，周总理离世后，邓颖超同志又接过了这件事，终于找到了流落在沈阳的烈士后人。

1982年，西安事变45周年座谈会在西安召开，会后，调查组陪着高福洪，凭着45年前的记忆，在城墙脚下寻找兄长的遗骨。可几十年过去，西安的城垛早就没了，地貌也变了样子，连续几天钻探，什么都没找到。就在高福洪急得满头冷汗，以为自己老糊涂记错了位置的时候，一个钻孔带出了一点木屑。

所有人都来了精神，顺着钻孔往下挖，真的在两米多深的地下，挖出了那口已经腐朽的薄棺。开棺之后，三个铁证直接锁死了身份：骨架长度一米八有余，和高福源当年的大高个完全吻合；牙齿磨损程度，正好对应35岁的壮年；棺内找到的几颗锈迹斑斑的铜扣子，是当年东北军军官军服的制式配件，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这种东西。

可就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高福洪突然皱紧了眉头，当场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犯难的问题：“不对，我当年清清楚楚，只挖了一米多深的坑，怎么现在棺木在两米多深的地方？会不会是我们挖错了？”

这话一出，现场瞬间安静了。毕竟45年过去，万一挖错了，那对烈士和家属，都是二次伤害。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现场陪同的地质学家扶了扶眼镜，突然笑了。

他对着满脸疑惑的高福洪，一字一句地说：“老先生，您一点都没记错，当年您确实只埋了一米深。西安地处黄土高原边缘，风沙大，这45年里，光是自然沉降和风沙堆积，就让地表整整涨了一米厚的土。不是您记错了，是黄土把这段历史，给悄悄埋深了一点。”

听到这话，高福洪当场就红了眼眶。45年的等待，45年的委屈，45年的念念不忘，终于在这一刻，有了最圆满的答案。后来，高福源的遗骨被正式安葬在西安烈士陵园，覆盖上了鲜红的党旗，迟到了45年的荣誉，终于回到了烈士身上。

我一直觉得，我们读历史，不能只盯着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大人物。那些在历史转折的关口，豁出性命去铺路、去奔走，最后甚至连名字都差点被风沙掩埋的人，才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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