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蒙古国总理根登受邀与斯大林进行会晤。在宴会上，由于过度饮酒，根登竟然公然扇了斯大林一巴掌，这种冲动和失态的行为无疑是一种自取灭亡的表现。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外蒙古长期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在清朝晚期，由于清政府在该地区施加重税，导致了当地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一时期，俄国观察到了这些矛盾，开始唆使外蒙古寻求独立。 到了1924年11月，在苏联的强力支持下，外蒙古宣布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成为了苏联的傀儡国。时间快进到1945年8月14日，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援对抗日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了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包括了对外蒙古独立的认可，其中包含一个条款是通过公投来决定外蒙古的独立问题，虽然公投结果显示了民众支持独立，但这更多是在苏联的操控之下完成的。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外蒙古独立。那么为什么苏联没有选择直接吞并外蒙古呢?首先，地理上的挑战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俄罗斯与外蒙古地理接近，但实际上真正与苏联接壤的是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地区，这里的不稳定使得苏联难以直接控制外蒙古。 其次，尽管蒙古国土广人稀，农业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稀少和劳动力不足，这里并没有为苏联带来预期的经济价值。对于外蒙古而言，独立而不归属于任何国家，是防止外来侵略与文化同化的最佳选择。 尽管苏联没有直接吞并外蒙古，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蒙古实施了长期的控制。这包括在内政上，所有蒙古的关键职位都必须由接受过苏联系统培训的人才担任。其中一位就是博勒吉德·根登，他是由斯大林亲自提拔的外蒙古领导人，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之一。他的背景和职位说明了斯大林在外蒙政策中的直接影响，也预示了斯大林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如何受到挑战。 在外蒙古政坛的风云变幻中，根登因其才华与坚定的政治立场获得了斯大林的青睐和支持。为了确保根登顺利上任，斯大林甚至不惜清除所有反对根登的力量。根登一旦成功掌权，便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指令，从社会集体化到民营经济的消除，乃至教场业的充公，他无一不尽力以赴。 然而，根登并不是一位单纯的执行者。尽管外部压力巨大，他依然努力推动外蒙古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他的领导下，农民的经济负担得到减轻，工业和教育业也得到了积极发展，外蒙古的整体生活水平逐渐提升。这些成就，正是斯大林希望看到的，通过根登来更好地掌控外蒙古的政局。 但根登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斯大林期望进一步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提出要求根登让更多苏联军队驻扎进蒙古国，并削弱宗教势力，特别是佛教徒。根登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对此感到极度矛盾。他曾公开表示，世上只有佛陀和列宁是伟人，而斯大林则是对此感到不解甚至不满。 面对斯大林的极端要求，根登采取了阳奉阴违的策略，虽然表面上遵命，但实际上却在尽量保护宗教人士。斯大林发现后，对根登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他在1937年前完成对佛教徒的肃清计划。 1936年，外蒙驻苏联的大使馆举办的酒会上，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斯大林在众人面前对根登进行严厉的斥责，而根登是否因为酒精的作用还是真正的情感爆发，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了激烈的举动。他抢下斯大林常挂在嘴边的烟斗摔碎，并在情绪失控下猛扇了斯大林一耳光，接着大闹宴会现场。 斯大林虽然表面上看似平息了事态，让服务生将根登扶去休息，并让宴会继续进行，但内心的愤怒与计算却远未平息。斯大林的反应表面上看似随和，实则更深层的策略和对策已经在酝酿之中。这场事件不仅标志着根登与斯大林关系的破裂，也预示了根登可能面临的巨大危机。 在根登的休假期间，斯大林安排了一次中央会议，由与根登长期争权的乔巴山发起。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内部对根登进行批判，进一步孤立他。到了1937年，根登正式被逮捕，并开始接受审讯。同年年底，根登被以间谍罪和反革命罪名处决。在外界看来，这是一场典型的政治清洗，斯大林利用加罪名的方式除掉了他认为的威胁。 斯大林的行动并未止步于根登的处决。他继续在蒙古国进行广泛的政治肃清，导致无数蒙古人民在这一过程中丧生。这段历史在苏联解体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蒙古国此后实现了真正的独立。 根登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虽然被视为斯大林的傀儡，却在任期内实施了许多有利于蒙古国民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