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死刑犯突然表现出异常行为，不仅拒绝传统的“断头饭”，还不停地高呼“冤枉”，随后便引起了检察员的注意，经过重新审查案件，他们发现这起案件远没有看上去简单。
（信息来源：铜川检察2023.11.6新中国第一起“枪下留人”案：犯人反常引起注意）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社会秩序亟待重建，肃反运动势在必行，但早期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如同双刃剑，在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同时，也存在错判的风险。
安乐三的命运，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缩影，他的案件，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道路上的一块重要的试金石，也为后来的司法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安乐三的人生，如同一片浮萍，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他出生于山东胶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幼年读过两年私塾，青年时期在青岛卖菜，过着平凡的生活。
然而，伪军的抓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被迫入伍后，他沾染了恶习，在当地声名狼藉，抗战胜利后，他逃回青岛，试图重新开始，但卖菜的微薄收入无法满足他的挥霍，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青岛解放后，他甚至冒充解放军诈骗，锒铛入狱。
出狱后，安乐三一度安分守己，以烧砖、晒大粪为生，正当他以为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候，命运再次给他开了个玩笑，公安局将他逮捕，罪名是杀人。
安乐三的冤案，是逼供和检举共同作用的结果，公安局根据张某和迟某的检举，指控安乐三犯下两起命案，在审讯过程中，安乐三的心理防线崩溃，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
当时社会环境下，群众的愤怒情绪和公安人员的暗示，都加剧了冤案的形成，更令人震惊的是，法院在没有起诉书和判决书的情况下，仅凭一张呈批表就判处安乐三死刑，程序上的严重违规令人咋舌。
1955年12月30日，安乐三被押赴刑场，在去往刑场的路上，他突然跪地，哭喊冤枉，甚至拒绝食用“断头饭”，检察员刘明智目睹了这一切，敏锐地察觉到案件可能存在问题，他当即建议重新审查。
刘明智和王洪海庭长重新审查了案卷，发现程序上的重大漏洞，他们连夜提审安乐三，安乐三道出了被逼供认罪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检举人与安乐三之间存在过节，其证词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为查明真相，公检法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他们首先找到了受害人家属安乐福，安乐福承认自己并未亲眼目睹母亲被杀，只是听村里人说是安乐三所为。
调查组又找到了安乐福的二嫂，她证实安乐福的母亲死于产后风，与安乐三无关，而另一位受害者的死亡原因，则是安乐常的暴行导致的早产大出血，同样与安乐三无关。
至于检举材料，安乐福的二嫂表示自己不识字，只是在公安人员的要求下按了手印。
经过调查组的努力，安乐三的人命案最终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他被无罪释放，出狱后，他挑着一担鸡蛋到检察院表达谢意，却被刘明智婉言谢绝，这不仅体现了司法人员的清正廉洁，更彰显了法律的公正与威严。
安乐三冤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例在执行死刑路上平反的案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为后来的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安乐三案件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新中国初期司法体系的不足，也彰显了法律工作者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起案件提醒我们，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逼供和错判的危害性必须警惕。
安乐三冤案的平反，是新中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挽救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它促使司法机关反思自身的工作，加强制度建设，为构建更加公正的司法体系奠定了基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法治建设永无止境，安乐三案件的教训，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守护司法公正，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法律的阳光下享有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