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特务头子叶秀峰把二千多根金条交给儿子，让带着去台湾，不想，儿子和金条随着失事的“太平轮”沉没。叶秀峰得到这个噩耗后，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中统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党务调查科”，叶秀峰为科长。叶秀峰在这个位置上只干了一年多，就因和顶头上司陈立夫发生冲突，一气之下撂挑子不干了。
叶秀峰辞职后，调查科长由陈立夫的表兄弟徐恩曾担任。叶秀峰很快就后悔不迭，因为调查科发展很快，进而扩充为“特工总部”，到了1938年，更是成了中统局，和军统局并列为两大特务组织。
1941年，叶秀峰重返中统工作，但因前头有一个徐恩曾，被处处压制。叶秀峰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对后来居上的徐恩曾很不服气，视若仇寇。
1945年初，老蒋突然签发手令，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并让侍卫长俞济时通知徐恩曾，在两天之内，和叶秀峰办理交接仪式。
执掌中统大权的叶秀峰，将徐恩曾不久前新设立的两个部门撤销，并对人事进行了大幅调整。局本部的处长中，凡徐恩曾的亲信，都识相的申请外调。
抗战胜利后，中统南京办事处主任徐兆麟，有一次在徐恩曾路过南京时，邀请这个“老局长”给手下特务讲话。叶秀峰得知后，打电话将徐兆麟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说若还有下次，就撤他的职务。
此事之后，中统的大特务们，有和徐恩曾继续联系的，也都极力在暗处，避免被叶秀峰查知。
徐恩曾主持中统事务时，虽为人贪财好利，但对手下大小特务的生活，还是比较关照的。徐恩曾给局本部的食堂按月拨付一笔不小的经费，并允许特务们拖家带口来吃，解决了不少生活困难的特务及家人的吃饭问题，
徐恩曾借着兼任“交通部次长”的便利，大搞走私活动，将牟取的巨额利润，拿出一部分以“特别费”的名义发给特务们。
叶秀峰比之徐恩曾，同样敛财，但却又是个“铁公鸡”，他当了中统局长后，取消了“特别费”，食堂也取消补贴，和在外面吃饭价格相差无几，特务们叫苦不堪。
叶秀峰不如徐恩曾长袖善舞，加之抗战胜利后，中统、军统被削弱、改组，成了“党通局”、“保密局”，人事编制、经费大减。
不会“开源”的叶秀峰，把主意打到了“节流”上，他发出通知，说中统人员不想干的，在三个月内递交辞呈的，会发放一笔遣散费，若三个月之后被“裁员”的，则没有任何补偿。
叶秀峰的本意是，借此逼迫中、小级别的特务们离开一批，以缓解经费压力。不想，通知一出，中统一片哗然，连大特务们也人心惶惶，纷纷谋求去处。
叶秀峰擅权、固执，以往处长就能决定的事情，如今都需要他签字同意，和两个副局长顾建中、郭紫峻闹得不可开交。
在一次会议上，顾建中气冲冲的对叶秀峰说：“徐局长在的时候，可干不成逼人离开这种事，我也不干了，你好自为之吧。”
顾建中走了陈立夫的关系，调去盐务总局当了顾问，脱离了中统。
郭紫峻就人员裁减一事，和叶秀峰大吵了一番。郭紫峻不愿和叶秀峰见面，选择不当副局长，去华北当了山高皇帝远的办事处主任。
中统上海办事处主任季源溥给叶秀峰打电话说：“好多调查科的老人都走了，再这样下去，就没几个得力的人可用了。”
叶秀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若真把骨干分子跑光了，中统离裁撤也不远了， 便自食其言，下令今后若有人辞职，无论级别高低，必须由他亲自审核决定。然而，这样并不能阻止人员大量离开，那些薪水难以维持一家生计的小特务，干脆一走了之；至于大特务，走动了上面的关系，获得了新的去处，也由不得叶秀峰不放人。
继续留在中统的大特务，大都不齿叶秀峰的为人，认为他吃相难看，只顾自己，对下属毫无体恤。
徐恩曾在时，在中统定期举行大聚餐，时不时的请特务们吃饭。在钱财上斤斤计较的叶秀峰，吝啬成性，经常去蹭大特务们的饭局，但回请是基本没有的。中统上下对叶秀峰非议很大，尤其是那帮有资历的老人，频频出言顶撞。相较之以副局长身份主持中统的徐恩曾，叶秀峰这个“正牌局长”，话语权反而大降。
时间一长，无论是老蒋，还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对叶秀峰的能力产生质疑。1949年初，中统（党通局）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局长换成了季源溥，叶秀峰靠边站了。
叶秀峰在被免职的一个多月前，已听到了风声，他将手上的大洋、房产等值钱的财物，都换成了金条，数量达二千七百根之多。可见，在叶秀峰主持中统期间，手下的特务们尽管过得不好，但他可没有亏待了自己。
叶秀峰让儿子带着金条，搭乘从上海驶往台湾基隆的客轮“太平轮”。“太平轮”本就装载了大量的物品，在临走时，又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兵拦住，强行往上面运了一批箱装的银元，导致超载严重。
“太平轮”行至舟山附近时，因超载、夜间航行未开航行灯与一艘载着2700吨煤炭及木材的“建元轮”相撞沉没，船上近千人，只有几十人获救。
叶秀峰听到儿子和金条随船沉没的消息后，气得晕倒在了办公室。“太平轮”事件三个月后，囊中空空的叶秀峰，灰溜溜的逃去了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