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最美的“驼峰天使” 黄欢笑，1912年出生在广东新会，四岁时就随家人移居澳门。她从小就对知识充满渴望，后来考入香港玛丽医院高等护士学校，接受了严格且专业的护理教育。毕业后，她被聘为“英国皇家护士协会”的会员，这在当时可是一份非常体面且受人尊敬的职业，也足以说明她的专业水平很高。 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和九龙，战火蔓延，黄欢笑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香港的暴行，医院里满是日军烧杀和强奸的受害者，这些惨状让她内心受到巨大冲击。 面对破碎的山河，黄欢笑没有选择退缩。1942年，她响应了宋庆龄先生发出的号召，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保卫中国同盟”救护组织，志愿到内地参与抗日救亡工作。 离开香港的路途非常危险，她甚至有一次被日兵搜出护士服而险些暴露身份。 她最终化装成普通百姓，才得以安全抵达内地。 经过艰难险阻，她抵达了昆明，被分配到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飞虎队”）医院工作，后来又去了“驼峰航线”上的前线医院——云南驿战地医院担任护士。 当时，滇缅公路已经被日军切断，中国失去了重要的陆路国际运输线。 为了继续为中国抗战提供物资，中美两国共同开辟了一条空中运输通道，这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 这条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出发，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等高山峻岭，进入中国的云南和四川。 它的总长约800公里，沿途地形复杂，海拔通常在4500到5500米之间，最高甚至超过7000米，飞机要在雪峰山谷间穿行，就像骆驼的驼峰一样，所以得名“驼峰航线”。 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高海拔、复杂气流以及日军的拦截，这条航线也被称为“死亡航线”。 有飞行员回忆说，天气晴朗时，甚至能沿着坠毁的战友飞机的碎片反光来导航，这条洒满飞机残骸的山谷也被称作“铝谷”。 史料记载，从1942年到1945年，“驼峰航线”上坠毁的飞机超过600架，牺牲和失踪的飞行员超过1500名。 黄欢笑工作的云南驿战地医院，是距离前线最近的医院之一。 那里的条件非常简陋，只有几间平房作为抢救室和病房，医务人员就住在简单的帐篷里。 医院里有30多名美军医生和护士，而黄欢笑是其中唯一的中国女护士。 在那个男性居多的医疗环境中，作为唯一的中国女性，她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故事。 “驼峰航线”开辟后，战事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受伤的飞行员被送到这个前线医院进行紧急包扎和抢救。 黄欢笑每天都在繁忙的工作中度过，根本没有下班的概念，几乎24小时都在岗位上。 给轻伤员处理伤口相对简单，用酒精消毒水擦洗就可以。但遇到重伤员，她就需要特别小心。她会仔细剪开伤员的衣服，一点点将伤口清理干净。对于骨折不能翻身的伤员，她会先进行按摩，再小心翼翼地擦洗。这些工作不仅仅是体力上的付出，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她面对的不仅仅是伤口，更是一个个为了正义而受伤的鲜活生命。 黄欢笑曾说：“在美军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虽然非常危险、劳累和艰苦，但我们每天都在救护前线下来的受伤英雄，每天都在等待着打胜仗的好消息。” 这种信念支撑着她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前线的胜利，为了民族的解放。她不仅仅是在护理身体的创伤，更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抚慰着那些在战火中受伤的心灵。受伤的“飞虎队”战士们，即使血肉模糊、甚至失去肢体，被抬进医院时也不哭泣，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常常是“我还能飞吗？” 黄欢笑在为他们疗伤时，发现很多飞行员都非常年轻，有些甚至还是稚气未脱的学生，有的是银行家，有的是音乐家，还有的是农民，他们都来自美国各地，为了援助中国抗战，远离家乡，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 正是这份无私的奉献和对伤员细致入微的关怀，让黄欢笑赢得了美国官兵的普遍尊敬和喜爱。许多飞行员康复后离开时，都依依不舍，有的甚至流下了眼泪。 她与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驼峰天使”，这个美誉传遍了当时的飞虎队。 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因为有像黄欢笑这样的人存在，才显得不那么冰冷。战争是残酷的，但人性中的光辉，在最艰难的时刻总是能够闪耀。黄欢笑就是那道光，她用女性特有的温柔、坚韧和专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守护着生命，也守护着希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她才从这个救死扶伤的岗位上离开。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像黄欢笑这样的女性还有很多，她们在护理战线、在后方支援、在地下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的像黄欢笑一样留下了名字，被后人铭记；而更多的女性，她们的贡献可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为人所知。但她们的青春、她们的热血，都真真切切地投入到了那场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中。 黄欢笑老人后来在昆明生活，直到2007年才安详离世，享年95岁。 2004年，她还曾与飞虎队老兵在云南重逢，那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再会，是战火中结下的深厚情谊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