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6年11月，最后一艘遣返日本人的轮船开船前，负责遣返的李修业将军登上甲板他说：“如果按日本人过去对待我们中国人的做法，你们都应该枪毙。中国虽然穷，用来枪毙你们的子弹，还是不成问题。” （参考资料：2025-03-05 抗日战争纪念网——百万日本侨俘葫芦岛大遣返） 1946年11月，最后一艘遣返船“第一大海丸”驶离葫芦岛，码头上，国民党将军李修业的训话刚刚结束，日方代表川岛丰太郎深深鞠躬，递上写有“感谢中国”的锦旗，这构成了葫芦岛大遣返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幕。 然而，在这场看似圆满的告别仪式背后，是长达六个月，牵动105万日本俘命运的混乱与挣扎，官方宣告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经历的复杂现实，共同撕开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切面。 遣返行动的收尾阶段，被塑造成一个展现中国战胜国姿态与人道精神的场合。 负责此事的李修业将军，在演讲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按照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你们都应该枪毙”，话锋一转，他又强调中国的宽宏大量，决定“以德报怨”，将他们安全送回家。 这种居高临下的训诫，清晰地确立了胜利者的道德制高点，日方代表的反应则显得十分配合，他们鞠躬致谢，献上锦旗与感谢状，承诺将为两国未来的合作努力。 这一宣告宽恕、一方感恩的闭环，成功为整个遣返行动定下了一个正面且符合国家利益的基调。 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宽仁的中国形象，但这个精心编排的结局，却掩盖了过程中的无数挣扎与不堪。 从1946年5月7日遣返开始，百万日本俘虏的归途就异常艰辛，他们从东北各地被集结起来，乘坐的是无顶的货车或平板车。 进入7月，国共内战爆发，局势急转直下，运送日本人的火车常常被军用物资挤占，导致列车长时间停滞，车上的日本人缺水缺粮，境况凄惨。 抵达葫芦岛港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严峻的考验，由于美方提供了部分船只，并规定了严格的7天健康隔离检疫制度，加上船只运力不足，大量日本人滞留在港口。 隔离收容所很快人满为患，废弃的厂房被用作临时住所，到后来，许多人只能露宿在码头上。 拥挤和混乱带来了悲剧，一位名叫高丽建成的日本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码头，却在登船前的最后一刻因病倒下，再也没能起来，回家的路，对他而言永远停留在了终点线前。 巨大的混乱撕开了制度的口子，人性的善恶与复杂被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 遣返初期，就有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放走了战犯嫌疑人嵯峨浩等人，此事被《大公报》曝光后，国民政府才成立港口统一检查署，试图整顿纪律。 即便如此，私情与规则的冲突依然不断上演，国民党一位姓黄的连长，为了让他的日本恋人春野艳子免于遣返，竟策划了一场逃跑。 这些行为，与检查官王黎形成鲜明对比，面对日本大队长的重金贿赂，王黎严词拒绝，并对其施以惩罚。 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心怀感激，在一次检查中，一位名叫武部的下级军官公然挑衅，宣称日本战败并非军事原因，并叫嚣“20年后我们还会回来”。 检查官陶甄当即回击，有力地压制了对方的气焰，这些顽固的声音，戳破了“全体忏悔”的虚幻表象。 在官方叙事和混乱现实的巨大缝隙中，最真实、最持久的联结悄然生长，这份联结，更多来自普通中国民众的善意。 为了供养滞留的百万日本人，葫芦岛人民拿出了约262.5万公斤粮食，这几乎是当地年产量的大半，许多人自己则靠野菜充饥。 这种沉默的付出，远比任何演讲都有力量，当高丽建成在途中病故时，几位素不相识的中国农民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家人将其安葬，这种超越国籍的朴素同情，是冰冷历史中最温暖的细节。 佐佐木宗春的经历则更具代表性，她一路从东北来到葫芦岛寻找失散的丈夫，等来的却是丈夫的死讯，万念俱灰的她选择投海自尽，却被一位中国大嫂奋力救下并悉心照料，这次经历让她重获新生。 回到日本后，佐佐木宗春成为一名茶道宗师，并写下自传《熄不灭的火焰》记述这段往事，她两次重返葫芦岛寻找恩人未果，最后在当年被救之处附近，亲手植树立碑，以表感恩。 对她和许多归国日本人而言，葫芦岛之所以成为“再生之地”，并非源于官方的宽宏，而是在绝境中，普通中国人给予的无私援手。 这段历史，既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宣告，也充斥着底层社会的混乱失序，但最终沉淀下来的，让人们长久铭记的，往往是那些无法被文件完全记录的个体故事。 无论是腐败、顽固，还是正直、善良与牺牲，正是这些真实的人性选择，共同构成了葫芦岛大遣返的完整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