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嗣宗到长安出差，刘仁轨打听宰相裴炎被杀之事，姜说：“裴炎反迹，我早察觉。”刘仁轨闻言让他带一密信亲呈女皇，没想到女皇看后下令斩首姜嗣宗。姜不停喊冤，直到那封刘仁轨的亲笔信展开眼前，上书八字：“嗣宗知裴炎反不告。”姜才明白自己一句大话惹来杀身之祸。 姜嗣宗身为郎将，奉差遣自东都洛阳至西京长安公干。宰相、西京留守刘仁轨在接见他时，看似不经意地问起了洛阳近况，特别是关于不久前震动朝野的裴炎被杀一案。裴炎作为当朝宰相，因受起兵反武的徐敬业牵连，被武则天以谋反罪诛杀，朝野上下无不噤若寒蝉。面对刘仁轨的询问，姜嗣宗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洞察力，又或许是想与这位长安重臣拉近关系，脱口而出道：“裴炎这老小子，还没造反之前，我就早看出他举止反常了！”这本是一句事后表功、显示先见之明的话。刘仁轨听罢，未置可否，只是请他稍候，随即提笔写了一封给武则天皇帝的密奏，交予姜嗣宗，托他带回洛阳呈交。 姜嗣宗不疑有他，回到洛阳后，依规将刘仁轨的密信呈递给了武则天。然而，当他办完公事，刚刚回到自己的住所，一群如狼似虎的酷吏（特务）便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将其逮捕。他被押至审讯之处，主审官厉声质问：你既然早就知道裴炎有谋反的意图和异常迹象，为何当时不立即向朝廷告发？隐瞒不报，是何居心？姜嗣宗如遭晴天霹雳，连呼冤枉，声称自己绝无此意，更无知情不报之事。此时，审讯者冷冷地将刘仁轨那封密信掷于他面前。姜嗣宗颤抖着展开，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七个字（原文记载为七字或八字，此处按常见记载）：“嗣宗知裴炎反不告。” 这简练如刀的几个字，彻底封死了他所有的辩解之路。他瞬间明白了刘仁轨的用意，也看清了自己落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死局。无论他如何解释自己当初那句话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随口之言，在刘仁轨这封密信的坐实和武周朝廷严酷的政治逻辑下，“知情不报”的罪名已如山岳般压顶。很快，姜嗣宗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一言之失，竟至身首异处。 刘仁轨此举，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深谙时局险恶的自保与进身之策。 作为历经高宗、武后两朝的三朝元老，时任西京留守的刘仁轨，身处远离风暴中心洛阳的长安，却对东都的政治气候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徐敬业叛乱虽被迅速平定，但“匡复李唐”的口号余波未息，武则天为巩固权力，正以空前严厉的手段清除异己。裴炎作为前宰相被指谋反而诛，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牵连甚广，人人自危。姜嗣宗作为从洛阳来的使者，在刘仁轨眼中，就是一个可以试探东都风向的窗口。当姜嗣宗得意地表示自己“早知裴炎反常”时，刘仁轨立刻捕捉到了这句话背后致命的漏洞：既然你“早知”裴炎有谋反迹象（无论这迹象是真是假，在当时已被武后定性为真），那么作为朝廷官员，特别是皇帝的近侍郎将，你就有绝对的责任和义务立即告发。没有告发，就是失职，甚至是包庇！这在告密成风、罗织盛行的武周初年，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铁证。刘仁轨迅速写下那封密信，表面上是向武后举报姜嗣宗的“不忠”，实质上是将自己从任何可能的“知情”或“关联”嫌疑中彻底撇清，同时向武则天递上了一张分量十足的投名状——他敏锐地发现了“隐患”，并果断进行了“揭发”。 姜嗣宗的悲剧，深刻映射了武周权力更迭初期恐怖政治的实质。 武则天以女主临朝，其权力合法性备受质疑，尤其是在李唐宗室和旧臣之中。为了稳固统治，她大力推行酷吏政治，鼓励告密，设立铜匦（检举箱），赋予酷吏极大的权力。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在“谋反”大罪面前常常被弃之不顾，“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成为潜规则。姜嗣宗案正是这种恐怖政治的极端缩影。一句在特定语境下可能只是显示个人小聪明的闲话，被刘仁轨巧妙地剥离了具体情境，直接上升为“知情不报”的谋反同谋罪。整个过程中，姜嗣宗没有任何辩解和核实的机会，法律程序形同虚设。刘仁轨深知这种政治环境的残酷规则，他精准地利用规则，牺牲一个无足轻重的郎将，来换取自身在新朝中的安全与地位。史载刘仁轨晚年深得武则天敬重，得以善终，其政治智慧和老辣手腕，在姜嗣宗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