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比利时青年罗杰即将被德军处死，国王亲自向德军求情，却遭对方冷酷拒绝，千钧一发之际，一名中国女子挺身而出救下了他！ 这年春天，比利时小镇艾尔伯蒙的天，是铅灰色的。战争打了四年，镇上的人走路都贴着墙根，说话不敢大声。 街角咖啡馆的木门上，贴了张德文布告，油墨印得歪歪扭扭。没人看得懂，但都猜得到，又有人要倒霉了。 那个倒霉蛋叫罗杰，镇上铁匠的儿子，不到二十岁，因为跟着抵抗组织炸了德军一段铁路，被抓了。布告上说，三天后，绞刑。 整个镇子，瞬间哑了火。 罗杰的父亲是个闷葫芦，那天却像疯了一样，冲到镇长家，跪在地上磕头。 镇长没办法，托关系把信送进了布鲁塞尔的王宫。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一个被德国人软禁的国王，还是写了封亲笔信。 信送到了德军总督法肯豪森将军的桌上。据说，将军看完信，只说了一个字：“不。” 路，堵死了。 就在全镇人准备为罗杰准备葬礼时，人群里不知谁嘀咕了一句：“去找钱夫人，那个中国人。” 一句话，像在死水里扔了块石头。 钱夫人叫钱秀玲，三十岁，从中国来。她是镇上格列高利医生的老婆，鲁汶大学的化学博士，平时在诊所帮忙，见人先微笑，话不多，做事却极稳。 一个开诊所的女人，能有什么办法？ 罗杰的母亲不管这些，跌跌撞撞地冲进诊所，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她抓着钱秀玲的白大褂，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淌了一地。 钱秀玲没说话，扶起了她。她看着门外一张张绝望的脸，转身进了里屋。 她从一个旧皮箱里翻出一张照片，已经泛黄。照片上是她的堂兄钱卓伦，穿着国民党将军的制服，旁边站着一个高大的德国军官，两人勾着肩膀，笑得像兄弟。 那个德国军官，就是法肯豪森。 钱秀玲拿着照片走出来，对丈夫说：“我去布鲁塞尔。” 丈夫一把拉住她：“你疯了？那是盖世太保的地盘！” 钱秀玲把照片塞进大衣口袋，眼神很静：“堂兄说过，他欠他人情。” 她没带行李，也没换衣服，只揣着那张照片和一封全镇人按了手印的请愿信，就上了火车。 布鲁塞尔的德军总部，像一头趴着的铁兽。门口的哨兵端着枪，枪口比人的眼睛还冷。 钱秀玲走上前去，用德语说：“我找法肯豪森将军。” 哨兵上下打量她，笑了，是那种看傻子一样的笑。 钱秀玲不理他，从口袋里掏出照片，举到他面前：“把这个给他看，告诉他，钱卓伦的妹妹来了。” 哨兵愣住了。他盯着照片看了半天，又看看眼前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将信将疑地走进了大门。 十分钟后，一个副官走出来，面无表情地说：“将军见你。” 法肯豪森的办公室大得吓人，墙上挂着巨大的地图。他坐在桌后，像一座山。 他没请她坐，开门见山：“你就是钱卓伦的妹妹？” 钱秀玲点头，不说话。 “为个炸铁路的恐怖分子求情？”将军的声音很冷。 钱秀玲说：“为一个快要死的年轻人。” 法肯豪森盯着她，看了足足一分钟。他大概是想从这个东方女人的脸上，看出一点恐惧或者谄媚，但他什么也没看到，只有平静。 他挥了挥手，像赶一只苍蝇：“回去吧，这事没得商量。” 钱秀玲没动。她忽然开口，说的却是中文：“我堂兄说，将军是重信义的人。” 法肯豪森的眉毛猛地一挑。这句中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身上某个生锈的开关。他想起了在中国当军事顾问的日子，想起了那个和他一起喝酒、一起骂仗的中国朋友。 办公室里死一样地寂静。 最后，他拿起笔，在一张处决令上划了一道，签上自己的名字，扔给副官。 “改判劳役。”他对副官说完，再没看钱秀玲一眼。 当钱秀玲走出那栋大楼时，腿是软的。她扶着墙，深吸了一口布鲁塞尔的冷空气，喃喃一句：“好险。” 消息传回艾尔伯蒙，全镇都炸了。人们冲上街，把钱秀玲家的诊所围得水泄不通。罗杰的父亲，那个一辈子没流过泪的铁匠，蹲在诊所门口，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之后，镇上的人看钱秀玲的眼神，不一样了。 可没人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一年后，盖世太保抓了邻市96个人质，要全部枪决。那时已经怀有身孕的钱秀玲，又一次去了布鲁塞尔。 这一次，她救回了96人。 战后，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有人说，她是“中国的辛德勒”；有人说，她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可钱秀玲自己却很少提这些事。她后来在法庭上为法肯豪森作证，让他免于重判。她说：“一码归一码。” 很多年后，她的孙子问起这段往事，她只是摸着孙子的头，淡淡地说：“那天，我只是觉得，人不能白死。” 她后来活到96岁，在比利时安然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