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在珍珠港外海，一场美日同盟军事演习正在进行。突然，日本一艘驱逐舰竟然调转了炮口，将美军一架"A-6E"攻击机直接轰了下来。这让美军很是受伤，而日本方面则很紧张，这是怎么回事？ 1996年的夏天，太平洋上热闹极了。 环太平洋军演，每两年一场，规模浩大得像个漂浮在海上的博览会。舰艇一字排开，甲板像晒得发亮的铁皮屋顶，直升机在头顶嗡嗡盘旋。 每一声无线电里的呼叫，都带着点急促，好像再晚一秒就会错过节拍。 六月的某个下午，阳光斜照下来，海面被切成一格一格的银片。 日本的“夕雾”号驱逐舰正在执行射击训练，目标很普通——一架美军的A-6E攻击机拖着布袋似的靶标，在空中摇来晃去。 这样的科目，每年都有，几乎没什么悬念。 甲板上有人眯起眼睛，准备看那一串子弹追着靶标一路撕开。 可意外就像一颗石子，偏偏砸进了这片看似平静的水面。密集阵的炮口喷出火光，曳光弹划开一道刺眼的轨迹，却并没有扑向拖靶，而是直直追上了飞机本身。 火点在机身上炸开，燃油的气味迅速弥漫。 A-6E被打得摇摇欲坠，两名飞行员慌忙拉动手柄，伞花在天空里炸开，白色的丝线在风里抖动，身体坠向海面。浪花卷起，把他们吞没了一瞬。 几分钟后，还是那艘开火的“夕雾”号派出小艇，把人从海里捞了回来。 那一幕谁也不愿再提。 盟友的飞机，被盟友的炮打下来，怎么解释都显得别扭。美方的说辞很快就出来，说这是意外，不会影响合作。日方连夜开会，翻来覆去地讨论，到底是火控系统出毛病，还是操作人员按错了按钮。 纸面上的解释越整齐，心里的裂缝越明显。 就在同一年，三月，台海的风声更紧。 北京宣布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演，导弹试射的日期写得清清楚楚。 日本的神经一夜之间绷到极点。首相桥本龙太郎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官邸的灯彻夜亮着，走廊上的脚步声被地毯吃掉，只剩一串低沉的呼吸。 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像子弹打在铁板上：台湾有多少机场能让专机降落？跑道够不够长？在台湾的日本人到底有多少？要是走海路，哪些港口能停靠大船？撤侨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问题压得安全保障室手忙脚乱，文件一份接一份送到他桌上。 可他看过之后，总要摇头。 纸上的数字太干净，像是想让人放心，可一旦落到现实里，谁也不敢打包票。 更让人不安的是，情报像四个方向的风，吹得人站不稳。 内阁情报调查室说，解放军可能在金门、马祖一带登陆；防卫厅更紧张，预言新型导弹要登场，还说不排除大规模作战；外务省倒是冷静，觉得冲突的几率不高。三种声音同时存在，就像三个天气预报，一个说大雨，一个说小雨，一个说晴，桥本只能在这堆相互矛盾的纸张里硬生生撑着。 他转向美国，希望能从盟友那里得到一根定海针。 可偏偏，美国那时也在忙。 白宫的答复冷冰冰：我们现在走不开。等到简报送来，已经过了几个回合，纸上写的内容少得可怜。最让日本震惊的是，“尼米兹”号航母已经启航，居然没有一句提前通报。 三月十三日，当媒体报道航母正驶向太平洋时，日本政府才恍然大悟。 盟友在关键时刻，竟然能把自己“忘了”。 这种冷淡，比直接拒绝更让人寒心。桥本在会谈里气得拍桌子，说这还算是同盟吗？美国驻东京的外交官只好低声承认，华盛顿的官僚体系里，确实有人没把日本放进名单。 忘记这个词，听上去比冷酷更刺耳。 与此同时，冲绳的空气里传来了另一种声音。 普天间基地本该归还，美国却突然借台海危机为由，暗示需要延期。理由冠冕堂皇，说是形势紧张，需要维持稳固。对日本来说，这就是活生生的算计。 国内的压力在积攒。激进派喊着要出动护卫舰，亚太一些国家也支持美国强硬。 可桥本没有点头。他只是让几艘巡逻艇出海，自卫队舰艇一艘未动。 他说，太显眼，会让局势更糟。他选择低调，哪怕被指责软弱。因为他明白，一旦走到前台，日本就可能成为第一块被击中的石头。 这年夏天的两个插曲——一次误击，一场危机——看似没有联系，却像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海上的火光揭开了技术与信任的裂缝，台海的紧张揭开了政治与利益的裂缝。日本在这两个场景里，反复确认一个事实：同盟的表面再光鲜，底子里也有风吹得进的缝隙。 东京的夜很长。复印机的热气烫手，文件一摞摞送进塑封机，纸张吐出来时边缘硬得能割破手指。凌晨三点，办公室的茶已经凉透，保温壶里的水带着苦味，没人再续。 走廊的玻璃上映出几张没有表情的脸，疲惫得像纸人。 九月的风已经带了凉意。 官邸院子里，红叶被风卷成一堆又一堆。 有人快步经过，西装外套敞开，领带松到胸前。楼梯口的门半掩着，风灌进去，把文件的角吹得抖动。没有总结，没有宣言，只有一片红叶，顺着风，从台阶边慢慢飘下来，落在石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