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街头，席地而坐的解放军战士。镜头下的他们身穿统一军装、手扛钢枪的解放军战士，席地而坐，面容质朴，整齐有素，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1949年的春天，南京在等一场雨。不是天上的雨，是人的，铁蹄的，枪声的雨。 旧城墙还在那儿立着，破了角，砖缝里长出野草。 钟山朝南望，总统府那栋灰黄的欧式楼房，在暮色里像块石头——压着一座城的心。 谁都知道，这石头要翻了。 那年初，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说是“引退”，其实是跑路。 他走得不体面，连带着整个南京城都松了一口气——可谁也不敢笑，太多眼睛在看着。 李宗仁顶上来，一边摆出要谈判的样子，一边去美国伸手，想着能不能像拉条橡皮筋一样，把长江拽成一条分界线，北是红的，南还是他的。 可兵荒马乱不是地图能划出来的。 南京街头，那时候已经乱了。逃兵脱了军装卖去换饭吃，有人抢，有人跪着讨。市政府发的通告被贴上去不到半天就被撕了，一夜之间贴上了学生的横幅，“反征兵、反假和平”。 不是闹着玩，是肝火真上来了。 茶馆里说话的少了，听话的多了，很多人开始用眼神交流。谁动了谁家孩子，谁又往哪边靠了，空气里满是试探。 警察也开始不上班了，有人把警帽挂在门口，说你谁爱当谁当。我不管了。 没人真的在乎法条了。更要命的是，物价像疯了一样往上窜，一块银元买不到半斤米，商人关门，黄包车拉客的都说——再这样下去，城要塌。 就在这时，北边的江岸传来了枪声。 真不是普通的火拼，是大军渡江，水花翻着白泡。 解放军从江阴到湖口，三路推进，像下棋一样稳。四月二十晚上，炮一响，假和谈就作废了。 二十一日，毛泽东和朱德一道下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那口气，不容任何侥幸。 渡江像一场豪赌，但他们根本没犹豫。 夜里风大，战士在船头系着绳，船一靠岸就跳下来，肩上的枪像根多余的肋骨。有的船沉了，有人没上来。后来没人提那些名字，提的只有一句：“突破江防”。 南京的北门守得最紧，三浦——江浦、浦镇、浦口，是守军死守的地方。 蒋介石把他最信的第28军扔在那里，修了明碉暗堡，枪眼像眼珠子一排排瞪着。可是解放军第35军没给他们喘息机会，连夜打，打了整整一天一夜。 到二十二日凌晨，浦口一拿下，南京就光裸裸地摊在了对面。 那时南京城里，其实已经没人想抵抗了。 李宗仁当天早上就坐飞机飞走了，没人通知，只剩下各部官员像拔掉插头的机器，一下子都不转了。 到晚上，解放军就进城了。 可你要真说“进城”，它不是那种锣鼓喧天、百姓撒花的热闹。 那一夜很静，静得出奇。 战士们悄悄穿过挹江门，脚步压在青石板上没什么响。他们走过街角，停下，在墙边坐下，枪靠着膝盖，有的把军帽摘了放在膝下，有的手还捏着馒头。 这就是传下来的那个画面：解放军战士席地而坐，在南京街头。 很多人都说，那是纪律。我更觉得，那是体面。 他们有入城纪律的小册子，三大公约，十条守则：不进民宅，不扰百姓，不拿一针一线。 连陈毅都说，“宁可睡马路，也不进人家屋里。”毛泽东看了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于是南京街头，真就多了这样的景象——解放军靠墙坐着，脱下鞋搁一边，缩着腿，小心不把灰弄到别人身上。 地上潮，有人半夜醒了打喷嚏，也没人抱怨。 市民开门看到，愣了一下，转身进屋，把一碗热水端出来。 战士笑着摇头，说谢谢，不要。那一刻，不是你打我赢了，我服气，而是你坐我门口，我心安。 总统府那边，第二天清早挂起了红旗。旗面在风里猎猎响，好多人站在对街望，看那块旗在旧建筑的墙头飘着，就像过去的影子终于被扯走了。 几天后，南京成立了军管会。 布告贴了出来，讲得不多，就几个意思：大家安心，别乱。再过几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了。 短短两周时间，七百多个单位被接管，七万人安排妥当。你说这是神话也行，可它就这么发生了。 地下党干部和南下来的人，白天办公，晚上睡在办公室椅子上。 有人说档案堆得像山，有人笑说一夜里看完国民党的家底。可没人喊苦。城市像一架停了太久的老机器，被一点点修复。 市场重新开张，失业者找到活路，街头的流言少了，吵架声也少了。 六月，《新华日报》发了社论，说要建设新南京。 四个任务：恢复生产，肃清残余，安排失业者，重建文化。说得清楚，又不花哨。 你看，南京不是第一次经历巨变。 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民政府，战争八年。可这一次，它等来的不是一个新政府而已，而是另一种气象。它不是靠打压、靠刀枪立威，而是靠一群坐在街头的年轻人，靠他们身上那种沉得住、不动声色的骨气。 毛泽东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末尾是那句最重的：“人间正道是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