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何应钦因为徐蚌战场失利，心灰意冷到上海养病，汤尧曾去医院看望，何应钦留他长谈解闷。 1949年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那时候，徐蚌会战刚打完，国民党几十万精锐没了，整个长江以北眼看是守不住了。身为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心里那股劲儿彻底泄了，躲到上海的医院“养病”。说是养病，其实就是心累，不想再看、再听那些糟心事儿。 这时候，兵团司令汤尧去看他。汤尧也算是黄埔系的后起之秀，面对老上司，估计也是一肚子苦水。何应钦见到他，没说几句就让人留下，干嘛呢？长谈解闷。一个本该运筹帷幄的国防部长，一个本该在前线指挥的兵团司令，俩大男人在亡党亡国的关头，躲在病房里“解闷”。这里头藏着的，全是何应欽后半生的无奈和尴尬。 要说何应钦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是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那张照片，他穿着笔挺的军装，神情肃穆，可以说是军人一生的荣耀巅峰。老蒋把这个天大的面子给了他，一方面是看重他的资历，另一方面，这事儿也透着一股子“人情味”和“政治计算”。 可何应钦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这次受降，几乎就是他政治生涯的顶点，从那之后，他手里的实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抗战一胜利，国民党内部马上就不是一致对外了，而是要重新洗牌。这时候，老蒋身边最红的是谁？不是何应欽，是陈诚。陈诚是老蒋的绝对心腹，号称“小委员长”，手段凌厉。何应钦呢？资格老，门生故吏遍布军中，形成了庞大的“何系”，跟黄埔系的教官们关系都铁。在军中，甚至有“蒋爹何妈”的说法，可见其影响力。 老蒋玩的就是制衡，但他心里更信谁？毫无疑问是陈诚。加上抗战时，美国人比如史迪威，对何应钦这种老派军人印象极差，觉得他纵容手下吃空饷、搞腐败，打仗又不行。豫湘桂大溃败，他这个军政部长难辞其咎。 内有陈诚争宠，外有盟军嫌弃，老蒋顺水推舟，在1946年成立国防部的时候，把何应钦给“请”出了权力中心。给他的位子是“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听着挺高大上，实际上就是个虚职。 这一下，把何应钦给整蒙了。他被一脚踢到了大洋彼岸，国内的权力蛋糕，跟他再没关系了。 何应钦在美国待了快两年，日子过得也算滋润，到处考察、演讲，跟美国政要拉关系。他心里肯定也憋着一股劲，等着东山再起。 机会在1948年来了。国内战场，陈诚在东北被打得灰头土脸，老蒋的嫡系部队损失惨重，正是用人之际。加上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跳出来竞选副总统，跟老蒋公开叫板。老蒋一封“敬之兄，请于本月底回国一行”的电报，就把何应钦叫了回来。 三年前他没争到的位置，现在老蒋拱手送上。何应钦心里能不激动吗？可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国防部长，更像个“裱糊匠”和“传声筒”。 这时候的何应钦，还有当年那种一呼百应的实力吗？早就没了。他离开权力中心两年，军中的山头早就被重新划分了。老蒋给他国防部长的位子，却不给他调兵的实权。所有重大决策，还是绕过国防部，由老蒋直接下令。何应钦每天做的事，就是盖章、签字，开一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会议。 所以，从辽沈到平津，再到徐蚌，三大战役期间，作为国防部长的何应钦，有过什么亮眼的指挥吗？几乎没有。他就像个局外人，眼睁睁看着大厦倾塌。 何应钦这个人他字“敬之”，为人处世也确实透着一股“敬”和“顺”。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很少跟人红脸，人送外号“何婆婆”。 这种性格，做个参谋、当个后勤大总管，没问题，能协调各方关系。但要做一个能拍板、敢担责的统帅，就差了点意思。看他早年的履历，北伐时打福建打得费劲；后来老蒋下野，南京告急，他第一反应是收拾东西准备跑路。他军事生涯里，很少有那种力挽狂狂澜的硬仗、胜仗。 老蒋对他看得透透的。用他，是因为他听话、好控制，能帮着管人管钱。不重用他，是因为知道他关键时刻顶不上去，而且他在军中盘根错节的关系，也让老蒋始终存着一份戒心。 特别是何应钦跟西南军阀和桂系都走得近，在老蒋看来，这既是能利用的资源，也是潜在的风险。万一哪天他被李宗仁他们给拉拢过去，自己就麻烦了。所以，老蒋对他的使用原则就是：有用的时候是“敬之兄”，没用的时候就是“何婆婆”，给个虚职供起来。 再回头看1949年初病房里那一幕，就能理解何应钦的“心灰意冷”了。他不是不知道前线打得一塌糊涂，也不是不知道国民党气数将尽。但他无能为力。他这个国防部长，名义上是全国军队的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连一个军都调不动。这种巨大的无力感，足以压垮任何人。 所以，他拉着汤尧长谈，谈的可能不是战局，而是北伐时的金戈铁马，是受降时的无限风光。他是在用回忆，来排遣眼前的绝望。 何应钦后来去了台湾，又当了几年“行政院长”，很快就彻底淡出政坛，成了个“战略顾问”。他活到了97岁，算是高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