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失业催生共产主义实践？孙玉良：普通人要修“德本财末”精神】
网名“剑桥萌叔”的张子萌提出一个观点，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当AI取代95%人类工作时，也即全社会95%的人都失业时，生产力反而将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这一共产主义要件将成为现实，届时就会形成一种“按需分配”机制。那么问题来了，那个时候的人类，道德水平也会相应地“极大提高”吗？如果道德水平很低，人人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即便物质再丰富，也不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
AI的出现，为我们审视未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按需分配"的实现，需要打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基础，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我认为，从现在开始，整个社会都要培育利他精神，培育"德本财末"精神。现在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既有AI引发的失业焦虑与社会转型挑战，又有以道德提升为前提的人机和谐共存的共产主义美好图景，从个人到社会都需要未雨绸缪制定多层次应对策略，才会为未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除了张子萌，还有刘强东提出类似观点，他甚至更进一步，大胆预言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人就有可能实现。客观上来说，当机器人承担了社会90%以上的生产劳动时，"物质极大丰富”这一共产主义的首要前提将不再遥不可及。刘强东的核心逻辑认为，机器人高效率创造的社会财富将由政府分配给所有人，消除贫富分化。
然而，物质丰裕仅是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按需分配的实现还需满足三大核心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人的全面发展与道德水平提升、以及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当前AI发展主要解决了生产力层面的问题，但生产关系的调整与上层建筑的变革明显滞后。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私有制仍占主导地位，而社会主义国家仅占少数。这种制度差异使得AI创造的财富可能继续集中在少数科技巨头手中，而非实现社会共享。因此，在欢呼AI带来物质丰裕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能成为通往共产主义的阶梯，也可能沦为资本垄断的工具。关键在于社会制度设计与价值引导——这正是"德本财末"精神在当代的意义所在。
在当前的社会管理制度主导下，如果因为AI的出现，实现了“物质极大丰富”，使工作不再成为生存必需，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景象呢？我认为：缺乏相应道德修养的人群可能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沉溺于物质享受，滋生懒惰与贪婪；要么因失去劳动价值感而陷入存在主义危机。历史经验表明，物质丰裕并不自动导向精神升华，相反可能诱发更多道德危机。看看那些穷奢极欲的富豪们什么德行就知道了，他们何止为富不仁，简直富到“禽兽不如”的地步了，什么缺德事都能做出来。
“按需分配”机制有效运转的核心在于社会成员必须具备自我约束与利他主义精神，比制度变革更难的是人心改造。当社会根据每个成员的实际需要分配消费品时，若个体仍保持资本主义时代的占有欲与攀比心理，必然导致需求膨胀与资源浪费。张子萌提出的"德本财末"精神正是针对这一道德困境的解决方案。这一理念主张将道德修养置于物质追求之上，通过培养利他价值观重构社会伦理基础。其合理性在于：首先，它回应了共产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将道德提升作为社会转型的软性基础设施；其次，它为AI时代的失业焦虑提供了价值出口——当劳动不再是定义人生意义的唯一标准时，道德实践与精神追求可成为新的价值载体；最后，它契合了东方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传统，较易获得文化认同。
然而，"德本财末"的推广面临现实挑战。在仍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当下，物质激励仍是主要行为驱动力；全球范围内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将占有与享受等同于幸福；不同文化、宗教对“道德”的理解差异巨大，难以形成普世标准。更复杂的是，AI时代可能出现的社会分层——少数控制AI的精英与依赖分配的普通大众之间可能产生新的权力不平等。马斯克预言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虽能解决物质分配问题，但若无相应道德建设，可能催生一个精神空虚的“无用阶层”。
毛主席曾经试图用发动全民心灵深处闹革命的方法，改变自私自利那种劣根性，可惜最后失败了。但那一代人的道德水平，显然得到了提高，至少要比现在的人们道德水准高。以史为鉴，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必须超越简单说教，构建多层次培育体系：在教育层面，将利他主义与集体意识融入课程体系；在文化层面，通过媒体重塑成功标准，弱化物质崇拜；在制度层面，设计激励相容的机制，使道德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或许这样做，“按需分配”才不致沦为乌托邦幻想，而成为可持续的社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