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桂系元老李任仁、黄旭初在桂林召开会议。参会的有广西的政府大员以及桂系高级将领李品仙、莫树杰、姚槐等人。
会上， 先由刚从香港回来的陈雄报告情况， 他说：“我在香港见到了黄季宽（绍竑） ，季宽说，此前南京在蒋介石势力控制下，特务遍布，德公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有他的苦衷；如今德公飞回桂林，可以争取他在桂林签字。为此，季宽还写了一封信给德公，力主在桂林签字于和约。我已经将信交给了德公。”
李任仁接着发言，力言和平的重要，说：“纵使不能争取其他省份一起行动，广西也应该要局部和平。”
华中军政副长官，当时桂系在军事上的二号人物李品仙突然抢着发言：“我们桂系的军队还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广西又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共军既要打过来，我们当然要跟它打到底。古话说，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李任仁驳斥说：“和平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尚且一败涂地，弄得民心尽失，现今强弱之势悬殊，倘不争取和平，一味蛮干下去，则恐求瓦全而不可得。”
李品仙听了不服，站起来争辩。李任仁又逐一驳斥。这次会成了李任任和李晶仙针锋相对的辩论会，别人很少发言。最后，黄旭初同意写一个希望和平的意见书交给李宗仁，参会者自由签名。
意见书由省府秘书长黄中廑执笔，意见书写成后，签名者有几十个人，但是李品仙、莫树杰、姚槐等桂系高级将领却没有签名。
这份《致李代总统意见书》洋洋数千言，其要点是：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政府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第二，广西尚和平安定，桂系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是有和谈的资本的。第三，广西军政要员们一向与蒋介石不睦，但与民革的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极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解放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进行和谈。
这份意见书由黄旭初转呈李宗仁后，促使李宗仁动了与重开和谈的念头。
几天后，下着很大的雨，李宗仁独自一人乘车来到李任仁家。下了车，径自走到住室。虽然没有几步路，衣服还是淋得透湿。
李宗仁见了李任仁，也不寒瞳，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还想重开和谈，想请你替我到北平走一趟。我想，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再打，连广西都要糜烂。”
李任仁说：“只要德公决心和平，我就去。”
李宗仁冒雨来找李任仁要重开和谈，使李任仁非常高兴，他准备与在香港的民革机构联系此事。不料，两天后，白崇禧飞回桂林，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到桂林的当晚，白崇禧和黄旭初出面，邀集桂系高级官员开会，李宗仁也被邀请参会。会上，李品仙抢着发言，反对重开和谈，说：“绝对不能进行谈和。”
李任仁忍不住站起来反驳，这一夜，发言的人虽然不少，但主要还是二李吵来吵去。白祟禧阴沉着脸起来说话：“和战取决于德公。”
大家都不做声了，望着李宗仁和黄旭初。黄旭初一言不发，李宗仁也一直不开口。
李任仁望见李宗仁装聋作哑的样子，想起两天前李宗仁冒雨来访时说的话，不由得苦笑了一声。这次会议后，白崇禧成为桂系实质上的首脑，没有兵权的李宗仁，说话的分量连李品仙都不如。
第二天晚上，李任仁得到消息，白崇禧召集桂系高级军官开会，会上，白崇禧非常严厉地说：“以后再有言和者，给我抓起来！”这次会议，白崇禧根本就没有通知李宗仁这个桂系名义上的一号人物参加。
掌握兵权的白崇禧极力主战，这使得李宗仁也不得不做出改变。5月8日，李宗仁飞往广州去了。很快，广西的报上传来消息，李宗仁一到广州就发表了一篇表示要“戡乱到底”的谈话。至此，本来在桂林已经很浓的和谈空气大变，主战者的气焰不可一世。
连此前执笔写那份和谈意见书的省府秘书长黄中廑，态度 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但至此不谈不言和平，甚至在道上遇见李任仁也绕路而避之。
李任仁心情郁闷，只好在家闭门不出。六月，白崇禧回过几次桂林，也曾到李任仁家看望过两次，但师生之间都是说些闲话，涉及时局的话都避而不谈。后来，李任仁为避免麻烦，索性称病，搬到医院住去了。
这时，周恩来没有忘记李任仁这位老朋友，他嘱咐李维汉致电驻香港负责人乔冠华，要乔冠华“负责邀请并帮助在广西的李任仁经港来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不久，李任仁就怀着喜悦的心情北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