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围城：睢阳保卫战与三万沉默的亡魂
睢阳城的残阳如血，映照着城头残破的军旗。公元757年，这座位于今日河南商丘的城池，成为了大唐帝国存亡的关键所在，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围城战场。
战略要地的生死抉择
睢阳不仅是一座城池，更是大运河与汴河的交汇处，江淮财赋北运的咽喉要道。安禄山叛军若得此城，便可长驱直入富庶的江淮地区，夺取唐朝半数财赋来源。届时，摇摇欲坠的大唐帝国将失去最后的经济支柱。
756年末，张巡、许远合兵退守睢阳，仅率6800士兵入城，与城内约十五万平民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次年正月，尹子奇率叛军兵临城下，睢阳保卫战正式拉开序幕。
十个月的炼狱
围城四月后，睢阳城内粮尽。麻雀、老鼠、树皮、纸张——所有能入口的东西都被搜刮一空。士兵数量从6800人锐减至1600人，再到最后的600人。张巡与许远分城而守，日日血战，叛军亦伤亡惨重。
突围求援的南霁云带回的只有失望与绝望。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谯郡太守许叔冀等人皆拥兵自保，拒不出援。朝廷主力正忙于收复两京，睢阳已成战略弃子。
十月初九，粮尽援绝的睢阳城破。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36将被杀，许远被俘后遇害。城破时，城内仅存400活人。三日后，唐援军赶到，看到的只有残垣断壁和累累白骨。
文明底线与生存抉择的碰撞
《旧唐书》记载了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所食人口二三万。”
在任何时代，人相食都是对文明底线的终极挑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直言：“与其食人，曷若全人？”认为张巡应当放弃城池保全百姓性命。即使是在当时，这一行为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张巡的选择有其时代背景：睢阳城的坚守牵制了叛军十余万人，为唐朝保住了江淮财赋基地，最终为平定安史之乱赢得了资源。唐肃宗采纳了翰林学士李翰的意见，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官方定性为“功大于过”。
忠义庙中的沉默者
历代王朝对张巡、许远的纪念不曾间断。从唐代到清代，四位皇帝追封谥号，建立忠义庙；宋代赐封“忠义侯”和“忠显侯”；明代朱元璋诏天下公祭；清代雍正甚至将二人像迎入北京太庙，与历代帝王共享祭祀。
今天在河南商丘、浙江海宁、广东潮州、台湾鹿港等地，仍可见到供奉张巡、许远的“双忠庙”。他们的忠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在香火缭绕的双忠庙中，那三万被食的睢阳百姓可有一席之地？他们的牺牲是否仅仅被视为王朝续存的必要代价？当我们在歌颂忠义精神时，是否也应该为那些从未拥有话语权的平民百姓留下一方祭奠的空间？
历史的拷问
睢阳保卫战暴露了唐朝的系统性失败：节度使体系瓦解、朝廷调度失灵、地方拥兵自保。一座孤城，既要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又要应对完全切断的外部补给和内部枯竭的资源。
张巡杀妾飨士的行为，是否是极端境况下的必然选择？还是说，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当坚守某些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即使目的是崇高的，手段是否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睢阳百姓为系统性失败的唐帝国陪葬，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食人现象。1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这场战役时，不应只有对忠义精神的颂扬，还应有对平民命运的悲悯，对历史悲剧的反思。
写下这些文字，不过是为那些从未有任何话语权的睢阳百姓多问一句为什么。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个体的苦难往往被淡化甚至遗忘。但正是这些无声的牺牲，构成了历史的另一面真相——一个不该被遗忘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