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大凉山深处，解放军从奴隶主手里救出一个眼睛都快烂掉的汉人。当兵的看他太遭罪了，就问：你叫啥名？他费老大劲才挤出三个字：“帅士高”。 1935年5月，安顺场。大渡河的水，那叫一个凶。红军被堵在了河边，前头是咆哮的河水，对岸是国民党早就架好的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河面。后头呢？追兵的马蹄声，感觉已经能震得地皮发麻。当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这儿，全军覆没。这地方，是个死地。 想活命，就得过河。怎么过？唯一的路，就是靠船。 可船在哪？国民党兵早就把河边的船搜刮干净，剩下的，船工们也藏得严严实实。 帅士高，当时才17岁，是河边水性最好的小伙子。国民党兵抢他家的粮食，抢他家的船，他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红军找到他，说咱们是给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要过河去打那些欺负老百姓的坏蛋。 帅士高二话不说，把藏在芦苇荡里的最后一条小木船拖了出来。 那天晚上，月亮都被乌云遮得严严实实。帅士高和另外十六个船工，成了红军的“特种部队”。 “开船！”一声令下，小船像箭一样射进漆黑的河心。 刚到河中央，对岸的火舌就喷了出来。子弹“嗖嗖”地贴着头皮飞，打在船板上，“噗噗”作响，溅起的水花冰凉刺骨。有个船工肩膀上中了一枪，血一下子就把半边身子染红了，可他咬着牙，手里的船篙愣是没停。 帅士高站在船头，光着膀子，一身的腱子肉在风里绷得像石头。他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多送一个过去，就多一分希望。 一趟，两趟，三趟……来来回回整整十七趟。 最后一次靠岸，他手里的竹篙都磨秃噜皮了，虎口裂开，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分不清是河水还是汗水。 一个红军干部往他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他想都没想，一把推了回去，嗓子都喊哑了：“等你们打赢了，回来给我修条安稳的道，比啥都强！” 红军走了，国民党的报复也来了。 他们找不到红军，就把气撒在这些船工身上。帅士高的家被一把火烧成了灰，他爹妈被打得半死。他只能往大凉山深处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可他没跑出国民党的手掌心，却掉进了另一个地狱——被当地的奴隶主给抓了。 在那十七年里，“帅士高”这个名字没人再提。他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娃子”，一个会喘气的牲口。 白天，他被铁链锁着去凿石头。山里的石头硬得像铁，一锤子下去，震得膀子发麻，溅起的石屑崩进眼睛里，又疼又痒。他想用手揉，奴隶主的皮鞭就抽过来了，骂骂咧咧：“干活还偷懒，想死啊！” 晚上，他就睡在牛棚里，跟牛睡在一起。吃的呢？就是奴隶主吃剩下的，有时候是一块发霉的馍馍，有时候是一碗馊了的野菜汤。 他的眼睛，就是在那时候慢慢坏掉的。先是被石屑弄伤，后来又被牛棚里终年不散的烟火熏，慢慢地，视线开始模糊，最后，就只剩下一片黑暗和钻心的疼。 他不是没想过跑。有一次，他趁着看守打盹，挣脱了链子往山下跑。可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奴隶主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腿，那种皮肉烧焦的味道，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从那以后，他好像认命了。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偷偷摸索着，在牛棚的泥地上划拉。划什么？划一条河，划一条船。他一遍遍地回想那个晚上，回想那些年轻的、带着笑的红军战士的脸。 那十七趟渡河，成了他黑暗世界里唯一的光。 1952年，当解放军战士把他从牛棚里抬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瘦得脱了相。军医给他清洗眼睛的伤口，脓水和血水混在一起，旁边的年轻卫生员都看吐了。 在部队的营地里，他慢慢缓了过来。有人喂他喝了半碗热腾腾的小米粥，那是他十七年来吃过的最香的东西。 他看不见，就用手到处摸，摸到战士们穿的军装，摸到他们手里的钢枪，嘴里不停地念叨：“红军……是红军回来了吗？” 战士们告诉他：“老乡，现在不叫红军了，叫解放军。新中国都成立三年了！” 听到“新中国成立了”这几个字，这个被折磨了十七年的汉子，突然一把抓住军医的胳膊，那干枯的手像铁钳一样有力。他那两个烂掉的眼洞里，涌出了浑浊的泪水。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们能成事！”他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中央派了专人来看望他，问他有什么愿望。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要钱，要个官当当。可他沉默了很久，只提了一个要求：“我想回大渡河，再看看。” 1953年，他的眼睛经过治疗，有了一点点微弱的光感。部队派人陪着他，回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安顺场。 河还是那条河，但水声好像没有那么响了。河上，一座崭新的大桥飞跨两岸。 他被人扶着，一步一步走到桥中央。他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摸着冰凉的桥栏杆，脚在桥面上使劲踩了踩，咧开嘴笑了。 “结实！”他说，“要是当年有这座桥，咱们的战士，就不用拿命去填了。”风呼呼地从河面吹过，吹动着他的衣角。那一刻，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