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远征军连长林正亨在战场上连杀数名日军后，负伤昏迷。伤愈后他想重返部队，医生却告诉他：“你已是编外人员，没法回去了。”
这一年 7 月，缅甸丛林战事正急。林正亨缩在泥泞战壕里，右手紧攥卡宾枪枪托，左手颤抖着摸向腰间弹匣。日军刺刀的寒光在眼前晃动，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波冲锋。
当第八个日军端着三八大盖扑来，林正亨突然跃起。他挥出军刀，这是在昆仑关战役练出的劈杀术。刀锋划过，日军脖颈喷出血，溅在他军装左胸的 “中央军校” 校徽上。
林正亨的命运，早在 1935 年就埋下伏笔。那年寒夜，日本宪兵的皮靴踏过福州街头。20 岁的他躲在码头货箱后，听着海浪声。
他是台湾雾峰林家第八代传人。日据时代，不少台湾士绅子弟选择苟且度日，可父亲林祖密被日寇杀害的仇，像刺一样扎在他心里。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台湾人不是亡国奴！” 林正亨撕毁东京美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把母亲凑的学费换成南下火车票。
到了南京中央军校，他顶着烈日练习拼刺刀。汗珠顺着晒伤的后颈滑进领口。同期学员回忆，这个台湾青年总在训练后独自加练。军装磨破了，他就自己用针线补，针脚歪歪扭扭。
1940 年 1 月，昆仑关战役打响。林正亨当时是第 36 军 96 师参谋处少尉。在广西山坳里，他亲眼看见战友被日军炮弹炸成血雾。
“开炮！” 他嘶吼着调整炮兵坐标，耳膜被爆炸声震得嗡嗡响。部队攻克 545 高地时，他才发现军靴里全是血 —— 小腿被弹片划伤，血一直在流。
这场战役后，林正亨晋升为中尉连长，也在战地医院躺了半个月。
1944 年 8 月，密支那的空气里飘着腐尸味。林正亨带领连队追击日军溃兵，误进太平江畔的陷阱。
“鬼子在河对岸布了铁丝网！” 侦察兵的警告被枪声盖过。等林正亨反应过来中了计，子弹已经打光。
他挥舞军刀砍断第三根铁丝网，左肩突然一凉 —— 日军刺刀捅进了他的肩胛骨。
日军小队长山田一郎的刺刀劈来，林正亨用左手臂硬接。骨头断裂的脆响混着血沫从他牙缝里挤出。他踉跄着后退，右手军刀却精准刺进对方咽喉。
这场白刃战打了二十七分钟。后续部队赶到时，林正亨浑身是血倒在死人堆里，身上有十六处刀伤。
战地医院的手术灯下，军医看着 X 光片摇头：“双手神经全断，能活下来已是奇迹。”
林正亨盯着自己扭曲的手指，想起在重庆中央大学旁听时，周恩来讲过的 “民族解放”。这一刻，他明白有些东西比握枪的手更重要。
1945 年春，林正亨拄着拐杖走出云南的野战医院。口袋里装着两份东西：一份是 “编外人员遣返通知书”，另一份是妹妹林双盼从重庆寄来的信。
信里夹着一张照片，背景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红砖楼，照片上的人穿着灰布军装。
在朝天门码头，林正亨看见搬运工人被工头用皮鞭抽打。一个戴鸭舌帽的中年人递来传单，上面印着 “中国劳动协会” 的钢印。
他突然意识到，缅甸的鬼子和眼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都是吃人的面孔。
1946 年深秋，林正亨带着妻子沈宝珠和两个孩子回到台北。这时他的身份变了 —— 从国民革命军连长，成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地下工作者。
在泉州街的鞋店里，他白天教工人识字，晚上在油灯下抄写《新民主主义论》。他用左手练了三个月，字迹虽歪却工整。
1947 年 2 月 28 日，台北街头满是血腥味。专卖局的查缉员用枪托砸向林江迈的头，林正亨本能冲上去，却被警备司令部的士兵按倒在地。
他望着行政长官公署楼顶的青天白日旗，笑着反问：“你们不是要民主吗？这就是你们的民主？”
在台中武装起义的指挥部里，林正亨用左手写作战计划。国军 21 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时，他正带着工人纠察队拆路障。
子弹擦过他的耳际，他想起缅甸丛林的枪声。那时的恐惧和此刻的坦然，竟如此相似。
1950 年 1 月 30 日，马场町的寒风卷着枯叶。林正亨被五花大绑在木桩上，望着远处的青山。
陈诚递来悔过书，风把纸吹得飘起来。他突然想起在重庆时，朱学范说的话：“真正的革命者，字典里没有‘妥协’二字。”
“祖国万岁！” 枪声响起时，他最后看见的是妻子沈宝珠追来的身影。刑场外的木棉树突然开花，鲜红的花瓣落在血泊里。
林正亨出生于 1915 年。他的祖父林朝栋曾在中法战争中抗击法军，父亲林祖密散尽家财支持孙中山革命。他从小受爱国思想影响，心里装着民族责任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毫不犹豫投身战场。受伤后不能再当兵，就转做地下工作。从国民党军官到共产党员，他经历了无数艰难抉择，但始终没忘初心 —— 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
如今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展着他用左手刻在牢房地板的诗：“只觉同胞遭苦难，敢将赤手挽狂澜。”
这首未完成的《明志》，就是他短暂炽烈的一生 —— 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丰碑。他的故事，会被永远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