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周总理正在接待外宾，一位秘书匆匆走到他身边，低声低语后，周总理罕见中止了会谈，伤心道：“郭永怀怎么就出事了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那时候的郭永怀，已经是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大支柱”之一了，师从大名鼎鼎的“航空之父”冯卡门，妥妥的终身教授，学术界的顶流。住着小洋楼，开着小汽车，生活优渥得没话说。 可钱学森的一封信，让他坐不住了。信里说：回来吧，国家需要你。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郭永怀决定，回家！美国那边当然不干了，想尽办法阻挠。你知道郭永怀做了件多“狠”的事吗？在一次朋友送别的野餐会上，他把自己十几年还没发表的研究手稿，一叠一叠地，亲手扔进了炭火堆里。 那可是他十几年的心血啊！他妻子李佩先生看着都心疼，郭永怀却很平静地安慰她：“没关系，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1956年，他带着妻子和5岁的女儿，毅然踏上了回国的邮轮。 回国后，他立刻就成了咱们国家科研的顶梁柱。他一手指导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大型高超声速风洞——JF-8激波风洞。这东西听着专业，但说白了，就是给咱们的导弹、卫星在地面上模拟太空环境的“健身房”。直到今天，咱们的航天事业能走到世界前列，都离不开郭老当年打下的坚实基础。 1960年，郭永怀接到了一个绝密任务——参与原子弹研制。从此，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的家，在北京。他的工作地，在海拔3800多米的青海金银滩。那地方，因为这项任务，直接从中国的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 妻子李佩不知道他去了哪，不知道他在干嘛，只知道他隔很长时间才回一次家，每次回来都又黑又瘦，眼里全是疲惫。有一次，李佩看丈夫太累，特地给他准备了上好的茶叶带去单位喝。结果下次回来，茶叶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李佩忍不住问，是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吗？ 郭永怀没法解释。他不能说，基地海拔太高，水烧到80多度就开了，根本泡不开茶叶。他更不能说，因为粮食短缺，很多科研人员都饿得得了浮肿病，他得带头啃窝窝头。这些，都是国家最高机密。 聚少离多，沟通靠猜，这种日子，谁都难熬。终于有一次，李佩心里的委屈和思念爆发了。她拿起剪刀，把一家三口的全家福，从中间一分为二。 当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看到橱柜上那张被剪开的照片时，心里咯噔一下。他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照片粘好，收了起来。他理解妻子的苦，但他更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直到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全国人民都在欢庆，李佩也隐约猜到了什么。几天后，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平时滴酒不沾的丈夫，竟然主动举杯，眼含热泪地说：“来，为了祖国的事业干杯！” 那一刻，李佩什么都明白了。所有委屈烟消云散，只剩下心疼和骄傲。 1968年12月。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又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拿到了一份关于热核武器的关键数据。这份数据，能让我们的研究产生质的飞跃。他兴奋极了，当晚就决定坐夜航飞机赶回北京。 他总是坐夜航，因为他说：“飞机上睡一觉，白天就能直接工作，不浪费时间。” 12月5日凌晨，飞机抵达北京上空。天有不测风云，大雾弥漫，飞机在降落时突然失控，猛地向机场外的一片玉米地扎了下去。 从失控到坠毁，只有短短10秒钟。 在飞机爆炸的火光中，有人听到一声大喊：“我的公文包！” 当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在烧焦的残骸中，发现了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遗体，已经无法分开。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两人分开，然后，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在两具身体的中间，一个皮质公文包，完好无损。 那两具遗体，就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在生命的最后10秒，他们没有选择自救，而是用胸膛和血肉，为国家最重要的机密铸成了一个最坚固的“保险箱”。 22天后，那份用生命换来的数据，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郭永怀，却永远看不到了。 郭永怀走了，但他的精神，由他的爱人李佩先生接续了下去。这位被称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的奇女子，中年丧夫，晚年又送走了唯一的女儿，但她把所有的悲痛都化作了力量。她创办研究生英语课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学生。她和丈夫的60万积蓄，一分没留，全部捐给了中国科大，设立了“郭永怀奖学金”。 2017年，99岁的李佩先生安详离世。人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她与郭永怀合葬。墓碑上刻着：“一对伉俪，两种传奇。” 后来，国际上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 在郭永怀的遗物中，有一张他牺牲前20天写给女儿的字条，上面写着：“鞋过西宁时买，鞋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 他能解决核武器的尖端难题，却不知道女儿的脚长到了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