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84岁的毛森坐着轮椅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个曾经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离开大陆已经43年了。 1949年5月，福州路185号，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一间办公室里，警察局长毛森跟圈里的野兽似的，脸色青一阵黑一阵，在屋里来回踱步子。 他是军统里的老特务，当年军统头子戴笠手下有“三根毛”，毛人凤、毛万里，再就是他毛森，在这“三根毛”里，毛森是出了名的狠，心黑手辣，没几个人敢跟他硬碰硬。 那时候的国民党早就不行了，三大战役打完，手里的主力部队差不多全没了，解放军百万大军都开到长江边了，眼看着就要过江。 毛森凭着之前摸的线索，派警察抓了快400个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好多连审都没审，就被偷偷杀了。 可他再狠，也挡不住大势，没过多久，解放军就过了长江，5月初的时候，已经把上海给围住了。 毛森还想着按汤恩伯说的“守六个月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可先乱起来的，偏偏是他眼皮子底下的警察局。 四月底五月初那几天，好多上海警察家里都收到了一封一样的信，毛森自己也收到了，信里装的是毛主席、朱老总在4月25号联名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也就是《约法八章》。 里面写着保护老百姓的性命财产、保护商店工厂、不抓那些不抵抗的国民党人员之类的政策。 除了这个，还有一张纸是专门警告警察局里那些死硬的反动派的：“你得照着《约法八章》干好本职，把机关里的东西、档案看好了，立功赎罪等着接管。要是还敢破坏捣乱，肯定饶不了你！” 发信的人没留名字，但明眼人都知道是中共地下党干的，毛森在军统混了十几年，一直是他杀地下党，哪儿受过这气？ 这信等于是把他的位置给倒过来了，地下党明着跟他说“缴枪不杀”。 更让他慌的是，警察局汇总上来的警告信有两千多封，而且全是给那些“效忠党国”的骨干的，不是对警察局内部门儿清的人，根本做不到这么准。 据说那天毛森给下属打电话下命令，声音都变了调：“我身边就有共党奸细，必须限期破案！”可他哪儿知道，潜伏在警察局里的地下党，比他想的多得多。 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上海警界就有11个地下党支部，130多个党员。 到1949年初，地下党在警察局里已经有了一个总支部、17个支部，总局、分局、监狱到处都有，党员有500来个，外围帮忙的还有2000多人。 整个上海警察局也就不到2万人，毛森能指挥动的死硬派和特务，还没地下党能动员的人多。 投警告信是地下警委统一安排的大行动，调查科、人事科、户籍科里的地下党员都参与了，警委书记邵健亲自指挥。 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蒋志毅这四个人是主要干这事的，后来被称为“公安四烈士”。 钱凤岐和刘家栋都是老警察，早就在抗战胜利前入了党，钱凤岐还是普陀分局的支部书记，钱文湘最年轻，牺牲的时候才25岁，蒋志毅是外围组织“互保立功会”的成员。 5月24号晚上，毛森要逃了，逃走前，他下了道命令，把楼下拘留所里关着的沈鼎九、施南岳等9个地下党员和投诚的国民党人员全杀了。 等接管的人到警察局的时候，烈士的尸体已经埋了，刑场也冲干净了，可墙上、地上的血痕都干了，还是看得清清楚楚，谁看了都揪心。 宋公园本来是因为宋教仁的墓才有名的，却被毛森变成了刑场，5月份那几天，这儿天天都有人被杀： 11号方志农等4人，19号黄培中等13人，20号钱凤岐他们15人，21号陈潘旭他们6人…… 不光是宋公园，毛森在最后一个月里杀红了眼，国民党上海监狱里原来关着500来个中共党员，到上海解放的时候，就剩下28个人活着。 毛森在上海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满打满算就坐了不到三个月，可这三个月里，他抓了3000多人，杀了300多，连《永不消失的电波》原型李白那样的功勋情报员都没放过。 后来毛森去了美国，晚年特别想家，经常给浙江江山市政府写信，还设了毛氏助学金，说“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 看到当地史志写他当年的罪行，也连声说“这是事实”。 1992年5月，84岁的毛森带着夫人和儿子回了老家，在江郎山上看到自己1938年写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题词。 有人让他再写点什么，他手抖着写了“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八个字，可没半年，他就在美国旧金山的医院里去世了，墓对着金门大桥，隔着太平洋望着祖国。 毛森晚年做了点好事，可他当年在上海欠下的血债，怎么也还不清。 那些被他杀害的烈士，倒在胜利的前一刻，倒在黎明刚要亮的时候，他们没看到新中国的太阳，却用自己的命把这太阳托了起来。 历史从来不会放过坏人，不管过多少年，那些罪行都会钉在耻辱柱上，而烈士们的名字，会永远被人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