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 8 月 30 日，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被以叛逃罪执行枪决，叶道志被枪决前夕，他的战友陶勇曾多次向新四军军部求情，但依然没能阻止他被枪决的事情。 1938年8月29日，江西南昌郊外，一场突如其来的夏雨打湿了祠堂前的晒谷场。叶道志被押到场中央，军靴踩在泥泞里，发出沉闷的声响。枪声将响，故事却远未结束——这场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1938年的夏夜，江西的空气闷热得像蒸笼。叶道志、徐长胜、陈五和三个红四方面军的老兵挤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桌上摆着几碗烧酒，屋外蛙鸣不绝。 酒过三巡，叶道志猛地拍桌，酒碗晃出几滴水：“在这儿干得憋屈，不如回延安，找老部队打鬼子！”徐长胜红着眼点头，陈五和也攥紧拳头。他们掏出一张纸，歪歪扭扭写下“我们去延安了”，带上三支步枪、两百发子弹和四百块银元，趁夜色溜出营地。银元是叶道志攒下想给大别山游击队买药的，枪是他们打鬼子的倚仗。可这仓促的决定，却像一颗火星，点燃了悲剧的导火索。 第二天清晨，新四军军部发现了字条。军长叶挺震怒，认定这是叛逃，立即派追击队追捕，命令严厉：反抗者就地枪决。景德镇附近，追击队在一片竹林里堵住了三人。徐长胜性子烈，拔枪反抗，喊着“老子去延安也是革命！”枪声响，血染竹叶，他倒下时眼睛还瞪着天空。陈五和机敏，钻进密林，辗转逃到延安，改名陈康，后来成为开国中将。而叶道志跑得最慢，双手被捆，押回军部。 军部祠堂里，油灯摇曳，项英的影子在墙上晃动。他盯着桌上叶道志带走的物资清单，语气沉重：“三支枪，两百发子弹，四百块银元……这要是落到国民党手里，新四军刚改编的编制就完了。”袁国平递上一封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电报，字面冷冰冰：“新四军军纪涣散，恐难当抗战重任。”新四军刚由南方游击队改编，红军老兵、地方武装、收编民团混杂，军纪是立身的根本。项英敲着桌角：“道志的勇，全军没人不服，可他这一走，等于给了国民党把柄。” 陶勇站在祠堂门口，雨水打湿了他的军帽。他攥着叶道志的胳膊，指着香案上的新四军军旗：“你看看这旗，多少弟兄的血染的！你走了，大别山的兄弟怎么办？”叶道志蹲下，双手插进头发，低声说：“我想回大别山，那里的山我熟，能拉队伍打鬼子，不用看谁脸色。”他的眼神黯淡，提到大别山时却亮了一下——那是他在三年游击战里钻山洞、啃树皮的地方，地图就藏在他那支驳壳枪的枪托里，标着每处水源和隐蔽点。 1933年，鄂豫皖反“围剿”战，鹰嘴崖上炮火连天。叶道志带着一个排守在崖顶，敌人的炮弹把岩石炸得只剩半尺厚。他扯着嗓子喊：“往老子身边扔手榴弹！”爆炸声里，陶勇从山腰冲上来，拎着机枪，两人背靠背打退七波进攻。撤退时，叶道志胳膊被弹片划开，血顺着枪管滴，他却咧嘴笑：“今晚有肉吃了。”那次战斗，他们踩着敌人的尸体下山，陶勇至今记得叶道志的笑，像山间的风，带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如今，陶勇站在军部，回忆像刀子割心。他找到袁国平，嗓子发哑：“道志不是叛逃，他就是倔，觉得在这儿受委屈，想换个地方打鬼子。”袁国平正在给伤员换药，指着伤员腿上的烂疮：“长征里冻掉脚趾的，游击战里被狼咬过的，谁不想回家？可军纪是骨头，没骨头，队伍就是烂泥。”陶勇低头，药棉上的血让他想起叶道志每次作战前，往伤口撒灶心土的习惯，说“老家的土能止血”。 8月30日，刑场边的桂树刚挂上花苞。叶道志望向大别山的方向，稻子该黄了。他14岁参军，母亲塞给他一把炒花生，说“打跑白狗子就回来”。现在花生早化成土，母亲也不在了。他对执行的战士说：“告诉陶勇，我的驳壳枪里藏着张地图，是大别山游击队的联络点，让他送过去。”那支枪，枪托刻着个“志”字，地图是他三年游击战里画的，藏着生的希望。 枪响时，陶勇在给特务营新兵训话。他停下，望向晒谷场，喉咙发紧。新兵们不敢吭声，他们知道，营长最佩服的叶道志，教他们拼刺刀时总说“要狠，要准，要对得起身上的军装”。陶勇指着墙上的烈士名单：“记住这些名字，他们死于忠诚。”风吹过祠堂，军旗轻轻晃动，像在回应。 1940年黄桥战役，陶勇腰间别着叶道志的驳壳枪，冲锋时喊“跟我上”，声音像当年的鹰嘴崖。枪托里的地图早已送到大别山，救下游击队的急。他身后的战士跟着冲，没人怕死，他们替墙上的名字，替叶道志在往前冲。战后，皖南的桂花年年开，老兵说，雾重的早晨，晒谷场上仿佛有两个身影在练刺刀，一个猛如虎，一个快如电，笑声穿过雾霭，像1933年那句“今晚有肉吃了”。 1983年，总政治部复查叶道志案，认定他和徐长胜的行为属内部矛盾，而非叛变。他们只是想回延安继续革命。平反还了叶道志清白，也让陈五和的传奇人生更显波折——他从“逃兵”到开国中将，经历了百团大战、淮海战役，2002年以92岁高龄去世。而叶道志的驳壳枪和地图，成了大别山游击队的传奇，至今被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