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军军长陈家贵刚从中越前线回来，就在街上遇到流氓碰瓷，向他索要巨额赔偿。陈家贵一愣：“你们吃错药了吧！” 在1979年的那个夏天，一位身经百战的军长从边境战场归来，本想短暂放松，却意外卷入街头纠纷。这起事件牵涉到一群街头混混的敲诈行为，军长以其过硬的本领应对，过程充满波折，究竟如何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麻烦？ 陈家贵出生于陕西汉中，早年投身革命事业，从1934年起加入红军队伍，经历了多次重大战役的考验。他在抗日时期担任过连指导员和营教导员等职务，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解放战争阶段，他逐步升任团长一职，指挥部队参与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等多场关键战斗。1955年，他获得上校军衔，此后继续在军队中担任要职。 1975年，他出任11军军长一职，负责指挥该军各项任务。11军隶属昆明军区，主要部署在西南地区，担负边境防御职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前，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陈家贵亲自带领部队投入战斗。他的指挥风格注重一线督导，确保部队协调作战。 战绩显示，11军在西线黄连山省地区作战中，成功歼灭敌军2901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这次战争中，陈家贵尽管年近六旬，仍坚持与士兵同吃同住，体现出老一辈军人的坚韧作风。战争结束后，他获得表彰，并于1985年晋升中将军衔，后担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直至1990年离休。 对越自卫反击战于1979年2月17日正式打响，中国军队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旨在回击越南的边境挑衅。11军作为西线主力之一，参与了多个战役，包括攻克老街和谅山等重要目标。 部队在丛林和山区环境中作战，面临地形复杂和敌方伏击的挑战。连续作战导致士兵体力消耗巨大，精神负担加重。为缓解这一情况，上级部门决定实施部队轮换制度，将部分单位调回内地休整。11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撤回国内的。 陈家贵作为军长，严格执行战备要求，同时安排官兵分批休假，允许他们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这种安排有助于恢复部队战斗力，也体现了人文关怀。陈家贵本人也利用短暂时间外出活动，以调整状态。 由于军服尚未干燥，他选择穿普通衣物外出，这为后续事件埋下伏笔。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街头治安问题偶有发生，一些闲散人员从事敲诈勒索活动，影响民众生活。 陈家贵外出时行至一处集市区，几名青年突然上前阻挡，声称他撞倒了其中一人，要求支付高额医疗费用。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碰瓷敲诈，当时在一些城市较为常见。 这些青年人数不多，但举止粗鲁，试图通过围堵方式逼迫支付。陈家贵凭借多年军旅生涯养成的警觉性，判断这并非偶然碰撞，而是有预谋的讹诈。他没有立即妥协，而是直接否认事实。冲突由此升级，一名青年上前拉扯，导致陈家贵出手反击，一记耳光打得对方措手不及。 尽管年过六旬，陈家贵的身体素质和格斗技能仍保持良好水平。他曾在长征和抗日战场上习得防身技巧，并在解放战争中多次近身搏斗。这些经历让他在面对多人围攻时，能够有效应对。 他先后击倒两名袭击者，迫使其他人暂时后退。但青年人数增加，总计十余人加入，其中部分人携带棍棒，形势变得不利。陈家贵虽有武艺傍身，但年龄因素使他无法长时间纠缠，需寻找脱身机会。 就在冲突激烈之际，几名警卫员从远处赶到。他们是政委安排的暗中保护力量，为避免影响陈家贵外出兴致，一直保持距离跟随。警卫员均为精锐士兵，战斗经验丰富，迅速介入后，仅用短时间就将所有青年制服，包括最初装作受伤的那人。 围观群众见状，也上前协助，将青年们捆绑起来。警卫员向陈家贵解释跟随原因后，他指示将这些人全部移交本地公安机关处理。这些青年平日里从事欺诈和霸凌活动，民众对其不满已久，但缺乏有力干预。 这次事件为当地治安提供了契机。公安局长获悉后，对青年们实施初步惩戒，但陈家贵及时制止，强调一切需按法律程序办理，不仅针对此次冒犯，还应追查他们以往对民众的侵害行为。局长接受建议，确保案件公正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