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军攻打越军炮台受阻，打了100多发炮弹，都攻不破，这时，一个炊事员

1979年，我军攻打越军炮台受阻，打了100多发炮弹，都攻不破，这时，一个炊事员找到了部队首长，说：“我知道这个炮台的弱点！” 1979年春天，边境线那头的山还没完全回暖，山脚下的积水结着薄冰。 人刚走进去，脚一踩，碎得脆响。天刚蒙蒙亮，炮声就闷在山谷里低吼，一声一声，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炮弹落得不密，却准，每落一次，山就抖一下，石头和树皮被炸得满天乱飞。 可那座山——那块叫“法国楼”的地方，它没动。 说是“法国楼”，其实是块死硬的老骨头。 法国人早年间占着越南那会儿干的活，找了个地势居高的地方，把整座山给掏了。 先用钢轨和混凝土给山体扎了根，又挖了像蜘蛛网一样的坑道，塞进碉堡、哨位、弹药库、指挥室，三层，米字形，四通八达。 外头像个寻常山头，里头却是一个缩成团的刺猬，浑身是刺，还藏得严实。 那年头穷，法国人手底下没几个工程兵，便拉壮丁修，广西那边的苦力不少被拉过去干这个，吃的是糙米饭，背的是钢轨水泥，死了多少人没人记得。 几十年后，这玩意儿又在战争里冒了头。 越军接手了法国人留下的壳，把第三师的主力藏进去，说白了，他们不是蠢，他们懂得借力。 这口老碉堡正卡在从高平往谅山的要道上，中国部队要往前推，就得越过去。 可就是这一步，怎么也越不过去。炮火劈头盖脸地轰上去，山体表面被削得千疮百孔，像块脱了皮的老布，可越军就像缩在老鼠洞里的老鼠，不出来，不慌，火力还不小，往外打得也狠。 营长们在地图前看得眼神都发直了，连着几天，战况几乎是复制粘贴。 白天炸，晚上炸，换角度炸，调口径炸，结果一个样，炸碎的是地皮，炸不进那口壳。打仗打到这个份上，就不再是勇气和血性的问题了，是谁先熬不住，是谁手上还有别的办法。 谁也不想第一个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谁都知道——这样下去，只是白送命。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何国安来了。 他不是部队调来的，他原本在发电厂当炊事员，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可命运有时候像一根扭曲的藤条，绕着几十年前的旧账拐回来。 他年轻时就在越南干过活，在哪干的？同登。干嘛？修法国楼。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岁，法国佬逼着干活，钢轨一根一根扛，混凝土一层层浇，他的肩膀被水泥袋磨出血，也没想到这玩意儿哪天会堵住自己的兵。 当营指挥所听说他干过那个工地，眼神都变了。人还没喝口水，先被叫着上了山。 夜里，山上风特别硬，吹得脸生疼。 何国安穿着棉军装，领子敞着，蹲在山顶的石头后头。 脚下是满山的炸坑，有些地方还能看见炽热的石头渣子在冒烟。他没吭声，闭着眼在回忆。 几十年前，他在这座山的哪一面推着手推车，哪一面拽着绳索吊钢轨，哪一面法国佬站在坑边骂人。 忽然，他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声音不大，但很结实，像是一下子敲醒了什么。 他记起来了，当年法国人为了让地堡通风，特意在山顶留了两个天窗口子，不大，但能让空气流进去、烟排出来。 那时候他还被指着鼻子骂，说挖歪了一寸，影响对流。 他说，得找这两个天窗。 这话一出口，营长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立刻让侦察兵跟他一起找。 山已经被炸成了乱石岗，碎石、焦土、弹坑混在一起，白天热得冒烟，晚上冷得掉牙。 他们拿着工兵铲，一寸一寸地刨。 何国安眼睛眯着，不看地图，也不看指南针，就靠记忆。他说：“这地方，三十年前我睡过觉。” 第四天，终于找到了。 乱石底下藏着一个浅浅的水泥盖子，跟山色几乎融成一体。 揭开盖子那一刻，里头那股陈旧的风迎面扑出来，带着地堡里的潮气和旧泥味。 黑洞洞的一口天窗，像张开嘴巴的兽。 爆破手赶紧安排炸药，点燃，投下。声音沉闷，像心口被捶了一拳。 紧接着喷火器灌进去，燃料一股股灌下去，山体下面先是寂静，接着一连串爆炸像从山肚子里炸开。 越军慌了。堡垒里头起了火，通道里的空气被抢空，守军在坑道里乱窜，叫喊、咳嗽、脚步、撞击声，乱作一团。 再往后，就是我们官兵从破口处杀进去，地堡陷落，几百人的飞虎团在几天之内全军覆没。 被俘的越军一脸灰烬，嘴里嘟囔着日军打了四十多天都没打下来，中国人几天就掀了顶子。 他们想不明白，但我们都明白，是何国安这个炊事员，用一段没人记得的旧记忆，把这场仗给翻了篇。 战后，何国安立了一等功，在火线上入了党，后来还被评为“支前模范”。 可他自己回头说起那场战斗，只说了一句：“我做的活，堵上了活人的路，我得想法子打开。”这话平淡，可藏着几十年的心结。 平顶山如今还在，山脚下长着矮树，石头依旧焦黑。 风吹过去的时候，像是有人在耳边说悄悄话。山上的那个天窗口子早就封了，但走近了看，仍旧能看到水泥边缘粗糙的齿痕，像牙印。 谁也没再动它，就那样静静地留着。 炮火停了那么多年了，可那一块破开的石头，还在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