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怀念缅怀的民族脊梁？ 中国“核爆物理力学奠基人”、“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 1964年10月的罗布泊戈壁，风沙正烈。看着蘑菇云消散在天际，陈能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是他刚写的诗句：“腐恶瘟神将我欺，群英愤集攻尖题。” 这位刚刚见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科学家，脸上还沾着沙尘，眼神里却闪着光。二十多年后，当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张被风沙磨得边角发毛的纸，上面的字迹遒劲有力，仿佛能看到那个在荒漠中坚守的身影。 时间回到1955年，32岁的陈能宽已经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物理冶金博士。他在金属物理领域的研究成果，曾被《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 那时的他，在大洋彼岸有着稳定的科研工作和舒适的生活。但当听到祖国需要人才的消息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当时美国政府百般阻挠，他和妻子费了很大力气才排除干扰，终于在年底踏上了归国的轮船。 回国后，他在中科院应用物理所从事金属研究，正当学术研究进入收获期时，1960年6月，37岁的陈能宽接到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通知，调往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参与核武器研究。 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放弃多年深耕的金属物理领域，转而研究完全陌生的炸药和爆轰技术。当时核武器研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既要攻关先进的内爆法，也要进行枪法的理论计算。 陈能宽负责的正是最关键的内爆法研究，而他此前连雷管都没见过。在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他带着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没有现成的技术资料，他们就自己摸索；没有先进的设备，他们就在临时工棚里，用一口铝锅熬化炸药，手工制作实验部件。 为了找到合适的炸药配方和装配方式，他们做了上千次试验，仅用两年时间就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核武器爆轰物理理论和试验体系。 研究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1962年的一次关键试验中，两种不同设计方案的爆轰元件争论激烈。陈能宽没有简单否定任何一方，而是带领团队反复测试，用实验数据说话。 他和同事刘文翰利用实验数据和一维模型设计下一轮元件，最终证明了技术路线的可行性，那些之前的怀疑情绪也一扫而空。 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没有权威，只有事实。这种严谨务实的态度，让团队在一次次失败中不断前进。1962年9月，经过两年几千次的试验，内爆法的关键技术环节终于获得突破，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铺平了道路。 进入罗布泊核试验场后，生活的艰苦远超想象。这里的水带着苦涩味，外来的科研人员喝了常常腹泻，大家就靠多吃大蒜来“解毒”。 陈能宽和同事们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寒冷似冰窖。但这些困难都没让他们退缩。为了获取准确的实验数据，他们白天在野外试验，晚上在灯下分析结果，常常工作到深夜。 陈能宽的外甥回忆，舅舅当年写家书，一封信分三次才写完，因为of工作太忙，字迹都能看出不同时段的痕迹。在罗布泊的二十多年里，他很少回家，家人甚至长时间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工作。 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正是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陈能宽的贡献不仅在于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起爆元件，更在于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建立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和团队摸索出的一整套冷实验物理思想和技术途径，既保证了试验安全，又节约了大量资金。 这种方法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近程导弹到洲际导弹的武器定型，都采用了这种方法获取数据。 更重要的是，在他和朱光亚、王淦昌等人的规划下，我国核试验实现了从空爆、地爆到地下平洞和竖井试验的转变，试验效费比大大提高，还成功突破了“限当量核试验条约”的限制，粉碎了超级大国的图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时，陈能宽和同事们相拥而泣，多年的艰辛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投身于核武器的改进和发展工作中。1999年，陈能宽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他数十年默默奉献的最好肯定。 他始终保持着低调谦和的态度，在家人眼中，他只是那个写信都没时间一气呵成的舅舅；在同事眼中，他是那个和大家一起在帐篷里熬炸药的领头人。 2016年，陈能宽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不仅是核武器研制的技术成果，更有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那种从零开始的勇气，那种严谨务实的态度，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构成了“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内涵。 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应该永远怀念缅怀的民族脊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