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肥新稻熟，把酒对西风。热点观点
中国人与螃蟹的缘分，比文字更老。
考古学家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层里拣出5000年前的蟹壳，边缘留着人工剥痕，像一串尚未风干的齿印，把“尝鲜”的纪录推到禹贡之前。那时候没有锅灶，先民把蟹丢进篝火，壳被烤得通红，香味钻进鼻腔，从此奠定中国人对“鲜”的第一印象：它必须带着海潮与河泥的腥气，必须在滚烫与冷却之间完成灵魂的转换。
到了周代，螃蟹被写进《周礼》，身份却低微——“青州之蟹胥”，一种剁成酱的贡品，用来配稷米、祭祖先。蟹胥的制作极繁：取秋后膏肥的梭子蟹，连壳捣碎，加盐、曲、姜，封在陶罐里候着寒霜，让时间把腥转醇。孔子祭毕，用食指蘸一点，舌尖先尝到锐利的咸，再漾出微甘，他于是说：“礼，时为大。”一句话，把螃蟹钉进宗法的十字架上：既可敬神，又能悦人。
先秦时期的蟹多取自江河湖泽，因捕捞技术有限，仅为贵族饮食的点缀。但 “蟹胥” 的出现，已展现出古人对螃蟹鲜味的初步探索：通过发酵与盐渍，让蟹肉的咸鲜得以保存，也为后世蟹馔埋下伏笔。
魏晋人把蟹从祭坛拉回酒桌。
名士毕卓放船长江，右手酒杯，左手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蟹螯成为“率真”的通行证——礼法崩坏的时代，人们需要一种坚硬又可即时拆毁的外壳，来证明自己还活在里面。东晋的恒温设宴，厨子上菜先摆蟹螯，宾客茫然，恒温举螯对众人：“诸君自比天下，此物谁当？”——他把螃蟹变成隐喻：外壳似兵甲，内里却软嫩，权力亦是如此。
魏晋南北朝是吃蟹文化的 “觉醒期”。
随着农耕与渔猎技术的进步，螃蟹的获取更为便捷，文人雅士开始将吃蟹纳入生活情趣，相关记载也愈发详实。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专门收录 “藏蟹法”：“九月内，取母蟹，母蟹脐圆，竟腹下；公蟹脐尖，不满腹。得则著水中，勿令伤损及死者。一宿，腹中沙吐尽，乃煮之。熟即擘开，去鳃、脐，斩蟹脚，去爪尖，内盐、饭中，于甑上蒸之。” 这套从选蟹、吐沙到烹饪的流程，已与现代煮蟹方法颇为相近，足见当时吃蟹技艺的成熟。
这一时期的文人还常以蟹为题抒怀。
《世说新语》中记载，毕卓嗜酒，曾言 “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将蟹螯与酒杯并列为人生至乐，这般放达的 “吃蟹姿态”，让螃蟹从此与文人风雅绑定，脱离了单纯的 “食材” 属性。
唐代的蟹，开始有了“风度”。
蒸锅里只放紫苏、生姜，水一次添足，火候先大后小，蟹壳由青转赤，像夕阳落在江面。
唐宋盛世，吃蟹文化迎来第一个高峰。此时螃蟹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成为文人创作的灵感源泉，“赏菊、饮酒、食蟹” 的秋日雅事，便是在这一时期定型。
李白在《月下独酌》中写下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将蟹螯比作 “金液”，盛赞其美味；苏轼更是 “蟹迷”，被贬黄州时仍不忘 “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晚年在《老饕赋》中，还细致描绘了 “蟹含黄而膏白” 的诱人形态。陆游则偏爱糟蟹，在《糟蟹》诗中写道 “旧交髯簿久相忘，公子相从独味长。醉死糟丘终不悔，看来端的是无肠”，将糟蟹的醇厚风味与文人的闲情逸致融为一体。
除了文人追捧，唐宋的宫廷与民间也盛行吃蟹。宫廷宴席上有 “蟹饦”（蟹肉粥）、“蟹羹” 等精致菜品；民间则流行将螃蟹与稻饭同蒸，或用酒渍制成 “醉蟹”。当时江南地区因河湖密布，螃蟹产量颇丰，“吴中蟹味甲天下” 的说法已初见端倪，为后世江南蟹文化的兴盛奠定基础。
明清时期，吃蟹文化走向精细化与仪式化，堪称 “蟹馔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的吃蟹场景，不仅见于文人笔记，更被写入文学经典，成为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红楼梦》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便细致描绘了一场螃蟹宴：“那山坡下两棵桂花开的又好，河里的水又清，坐在河当中亭子上岂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 众人围坐亭中，剥蟹饮酒、吟诗作对，桌上 “一碟煮螃蟹，一碟腌螃蟹”，还有 “醋、姜、酒” 等佐食 —— 这般雅致的吃蟹场景，正是明清文人生活的缩影。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也记载了自己的 “蟹宴”：“一蟹配一酒，酒至蟹尽，蟹至酒尽，酣然甘寝”，尽显文人的精致与洒脱。
更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专门吃蟹的工具 ——“蟹八件”。这套由锤、镦、叉、铲、匙、钳、刮、针组成的工具，能将蟹肉、蟹膏、蟹黄完整剥离，避免 “狼狈啃蟹” 的尴尬。据《考吃》记载，“蟹八件” 最早流行于苏州，后传入宫廷，成为贵族吃蟹的 “标配”。从 “蟹胥” 到 “蟹八件”，工具的进化背后，是中国人对吃蟹 “仪式感” 的极致追求。
这一时期的蟹馔也更为丰富：除了清蒸、醉蟹、糟蟹，还出现了蟹粉豆腐、蟹肉小笼、蟹油炒饭等衍生菜品，甚至有 “蟹宴” 全套席面，将螃蟹的鲜味发挥到极致。江南地区的大闸蟹（中华绒螯蟹）也在此时声名鹊起，“九月团脐十月尖” 的选蟹口诀流传至今，成为民间吃蟹的经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