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闽浙总督端方参观柏林博物馆时，发现一座石碑很特别。他走近一瞧，惊得目瞪口呆，急问馆长此物从何而来？ 端方这个人，出生在1861年，属于满洲正白旗，家族本来就有点官场背景。他本名叫托忒克·端方，字午桥，号匋斋，从小在北京长大，接受传统教育，读了不少经史书。1882年他参加顺天乡试，中了举人，那时候才21岁，就捐了个员外郎的职位，后来升到候补郎中。光绪年间，他逐步往上爬，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他支持新政，帮着编书，推动教育改革，但变法失败后，他低调了段时间，躲在乡下整理藏书，顺便研究金石碑刻。 1900年义和团运动闹起来，端方被派去镇压匪患，先在湖北任职，负责清剿地方乱子。1902年他升为湖北巡抚，管着地方财政和水利，兴修了不少工程。次年又兼湖广总督，处理外交和内政，跟外国人打交道多了。端方对古董特别感兴趣，尤其是碑石铭刻，他收藏了好几百件碑帖，在北京家里专门腾出房间摆放，还常请人来交流。1905年底，清廷要学西方立宪，派了五位大臣出洋考察，端方就是其中一个，其他人有载泽、尚其亨、戴鸿慈、绍英。他当时是闽浙总督，管福建浙江两省的海事和政务，出访前从上海出发，先去日本看工厂和学校，然后到美国观察国会运作，再转欧洲各国。 出访途中，端方不像别人只顾公务，他总抽空去博物馆转悠，找东方文物。1906年初到德国柏林时，他正好利用空档去参观当地博物馆。作为封疆大吏，他政务经验丰富，但学术上更像个学者，收集资料不遗余力。回国后，他把见闻写成报告，呈给朝廷，推动预备立宪。端方仕途不算太顺，1910年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他带湖北新军去四川镇压，结果军队哗变，把他杀了。那年他50岁，死得挺突然，留下一堆收藏品和手稿。他的收藏后来散落，但对金石学影响不小，许多东西成了研究材料。 1905年底，清政府为了学西方制定宪法，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从上海坐船出发，经日本美国到欧洲。1906年初，他们结束法国行程后，到德国柏林。端方作为闽浙总督，对古物有研究，利用闲暇去柏林博物馆参观。那博物馆建于1830年，藏品多，端方看到一座石碑，高148厘米，宽92厘米，下部有莲花底座，中间有裂痕，右上角残缺。碑上刻了近千个汉字，字迹清楚，是北凉时期的“沮渠安周造佛寺碑”。 北凉是十六国时期匈奴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政权，397年起兵，公元439年北魏灭了北凉主力，沮渠牧犍投降，但他的弟弟沮渠无讳和沮渠安周带着残部西逃到高昌，建立高昌北凉。沮渠安周是沮渠蒙逊第十子，继位后大力推佛教，建了不少寺庙。这碑刻于北凉承平三年，也就是445年，由中书郎中夏侯粲撰文，记录沮渠安周崇佛建寺的过程，赞扬他的功德。碑文字体古朴，带点隶意，书法严谨，是研究那个时代佛教传播和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要实物。 端方认出这是稀有文物，因为高昌北凉碑刻之前没出土过。他问馆长来源，馆长说1882年有人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寺庙遗址挖出这碑。1902年，德国考古学家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带吐鲁番探险队到新疆，买下这碑，连同其他46箱中国文物运回德国。运途中因为保存不当，碑从底部断成两截。端方知道这碑历史和书法价值高，从德国人手里要回不可能，就提出拓印。馆长先拒绝，说碑太旧，经不起折腾。端方亮身份，多次协商，才同意。 拓印是用纸盖碑面，拿毡卷蘸墨均匀捶打。端方懂这个，但作为使节不方便自己干，就找随行厨师帮忙。第一张拓出全本，但端方觉得字迹模糊，让再拓一张。厨师第二次下手重了，拓到四分之一时，把碑上字捶碎了。馆长生气，停了工作，赶他们走。端方带着那张全本和残本离开。这事反映了当时中国文物外流严重，西方探险队以考察名义拿走不少东西，端方只能退求其次，带回拓片。 端方把完整拓片带回国，裱成轴，邀请杨守敬、缪荃孙等学者和官员来看，上面留了二十多处题跋。残本他请朋友用响拓法补全，但补的字迹生硬，没原版价值。1911年，端方率湖北新军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途中新军哗变，把他杀了。他的后人因为时局乱，1916年把拓片卖给收藏家李介如。李介如得到后，在上海建“北凉碑馆”存放，只给亲友看，不轻易示人。 二战期间，柏林博物馆的原碑在轰炸中毁了，只剩底座，端方的拓片成了世间孤品，尤其是完整本，价值更高。原碑影像还存世，但实物没了。李介如过世后，他的孙子李章汉接手保管，小心翼翼。1976年，在学者史树青建议下，李章汉把完整拓片和补本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这两件成了研究敦煌学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