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多喝了几杯，当众挥毫泼墨写了一幅字，笑道：“谁愿先睹为快？”话音未落，御史大夫刘洎竟一脚踏上蟠龙御座，伸手夺那未干的宣纸！金甲侍卫刀吓得拔刀，满朝文武亦僵若寒蝉。刘洎却浑然不觉，兀自高擎字幅赞叹：“笔走龙蛇，真天子气象！” 太宗挑眉不语。阶下，中书令褚遂良垂首研墨，嘴角掠过一丝极淡的弧度。 贞观十九年春天的那场风波，虽然当时以太宗哈哈一笑而告过，但在场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皇帝那意味深长的沉默里，藏着的不全是宽容。刘洎这个人，能力是有的，心也是忠的，就是性子太直，直得有点不管不顾。他当时只觉得皇帝的书法真好，满心想着凑近了看，一激动就忘了人臣之礼。这种性格，在太平年月或许还能算是率真可爱，但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上，就成了致命的弱点。 刘洎的仕途，说起来也是靠自己真本事一步步走上来的。他最早在萧铣手下做事，后来归顺了大唐，因为办事干练，尤其善于剖析事理，慢慢得到了太宗的重用。太宗看中的就是他这种耿直敢言的劲儿，提拔他当了治书侍御史，专门负责弹劾官员的不法行为。刘洎在这个位置上干得风风火火，确实整顿了不少官场积弊，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同僚。他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面，就连房玄龄、马周这样的重臣，他也曾当面指出过失。这种六亲不认的作风，虽然太宗表面上赞赏，说是为国举贤，但无形中已经给自己树敌无数。 再说褚遂良，这个人就完全不同。他是书法名家褚亮的儿子，自己也是一手好字，深得太宗喜爱，长期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言行。褚遂良为人谨慎细腻，最懂得察言观色，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他与刘洎的矛盾，表面上看是性格不合，实际上还牵扯着更深层的政治理念差异。刘洎代表的是那种锐意进取的改革派，而褚遂良则更倾向于维护关陇集团旧臣。两人在很多政见上都有分歧，日积月累，嫌隙渐深。 真正让两人矛盾激化的，是贞观十九年那次御前失仪后不久，太宗准备亲征高句丽。在讨论留守辅佐太子监国的人选时，刘洎主动请缨，信心满满地说：“只要陛下放心，留守京师的事就交给我，保证让那些皇亲国戚、功勋老臣都安分守己。”这话本来是想表忠心，但在褚遂良等人听来，却格外刺耳——你刘洎守京师，却让皇帝去打仗？ 战争的进程出乎意料的艰难。太宗在辽东前线积劳成疾，身上长了痈疽，疼痛难忍。战事不顺加上健康恶化，让这位一代明君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褚遂良找到了扳倒刘洎的机会。 那天，刘洎和马周一起从太宗的行宫探病出来，心情沉重。遇到褚遂良和其他几位大臣时，刘洎忍不住感叹道：“皇上病得不轻，实在是让人担心啊。不过好在平时对我们这些臣子不满的地方，现在也都释怀了。”这本来是一句宽慰大家的家常话，意思是病中的皇帝心态平和了许多。但到了褚遂良那里，话就完全变了味。 褚遂良单独面见太宗时，一脸忧戚地说：“刘洎刚才出来时对我们说，皇上病重，不足为虑，正好可以像伊尹、霍光那样辅佐新君，如果有不同意见的大臣，就杀了以安定朝廷。”这番话彻底触动了太宗最敏感的神经。伊尹、霍光是什么人？那是废立过皇帝的重臣！太宗一生最在意的就是权力的平稳过渡，最忌讳的就是臣子在自己病重时有非分之想。 可以想象，躺在病榻上的太宗听到这番话时的心情。他也许想起了当年刘洎脚踏御座的那一幕，那个不拘小节的形象，此刻在猜疑的放大镜下，变成了潜在的威胁。尽管当时在场的马周极力为刘洎辩白，证明他根本没有说过那样大逆不道的话，但猜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很难根除了。 太宗没有立即发作，但班师回朝后，这件事被再次提起。在褚遂良的坚持作证下，朝廷让刘洎自我辩解。刘洎又找来马周作证，但褚遂良一口咬定自己听到的就是原话。这场罗生门最终以刘洎的悲剧收场——太宗赐他自尽。 临死前，刘洎想要纸笔给太宗写最后一封信，陈述冤情，但看守的官员害怕惹祸上身，不敢给他纸笔。这位一生耿直的大臣，就这样含冤走上了绝路。他至死可能都不明白，自己的一片忠心，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刘洎的死，后来成了太宗晚年一个颇有争议的事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桩明显的冤案，就连太宗本人，在事后可能也有所后悔。但帝王心术就是这样，有时候宁可错杀，不可冒险。刘洎的悲剧在于，他的性格注定了他不适合在那个高度复杂和政治化的环境中生存。他的直率成了别人攻击他的利器，他的忠诚反而成了催命符。 这个故事让人不禁感慨，在权力的游戏中，光有一腔热血和才干是远远不够的。刘洎和褚遂良的对比，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官场的残酷现实——有时候，怎么做人比怎么做事更重要。可惜这个道理，刘洎明白得太晚了。李世民 刘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