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选择歌颂集体还是歌颂个人，这是浩然与莫言最大的区别！浩然与莫言的创作生

笔者认为，选择歌颂集体还是歌颂个人，这是浩然与莫言最大的区别！浩然与莫言的创作生涯，分别扎根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这直接决定了他们文学立场的分野。浩然的创作高峰期集中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要求 “为时代立传、为人民画像”，强调文学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与集体主义价值观。他的代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诞生 —— 以北京郊区乡村为背景，聚焦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劳动与思想转变，通过萧长春、高大泉等正面人物，歌颂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追求幸福生活的积极性。这种 “歌颂” 并非刻意迎合，而是源于他对那个时代的真诚认同：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他亲历了土地改革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其创作本质是对身边 “积极现实” 的文学提炼。 莫言的创作起步于 1980 年代，此时中国正处于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文学界开始突破 “高大全” 的叙事框架，转向对历史、人性的深度反思。莫言成长于山东高密农村，亲历了社会动荡与物质匮乏。这种 “记忆”，让他无法回避时代的 “阴暗面”，他的 “揭露”，本质是对历史真相的敬畏，是改革开放后 “反思文学” 思潮在个体创作中的集中体现。 两位作家的最大差异，在于对 “时代” 与 “人” 的关系的不同理解，进而形成了 “歌颂集体” 与 “揭露个体” 的主题差异。 浩然的作品中，“集体” 始终是核心载体 ——《艳阳天》围绕 “农业合作社” 的巩固展开，矛盾冲突集中在 “维护集体利益” 与 “个人主义” 的对抗；《金光大道》则以 “走社会主义道路” 为主线，展现农民在集体生产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他笔下的人物，多是 “集体意志的化身”：萧长春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情感，高大泉带领村民克服困难搞生产，人物的 “个人命运” 始终与 “集体命运” 绑定。这种叙事的核心，是歌颂 “集体力量” 对个体的塑造，以及个体对集体理想的奉献，试图通过文学构建 “人人为集体、集体为人人” 的时代图景。 莫言的作品中，“个体” 是绝对的主角 —— 他从不塑造 “完美英雄”，而是聚焦于 “小人物” 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透明的红萝卜》里，黑孩在饥饿与冷漠中寻找精神寄托；《生死疲劳》里，西门闹在六世轮回中见证乡村的荒诞变迁；《丰乳肥臀》里，母亲上官鲁氏用一生的苦难孕育生命。他的叙事，始终围绕 “个体如何被时代碾压，又如何在碾压中保持人性微光” 展开：这些 “阴暗面” 并非为了否定历史，而是为了追问 “人在绝境中如何守住尊严”，本质是对 “个体价值” 的重新发现。 但需要强调的是，“歌颂” 与 “揭露” 并非 “优劣之分”，而是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文学选择，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对 “时代” 的完整书写。浩然的 “歌颂”，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积极意义：他的作品曾激励无数农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一代人的 “精神食粮”，其对农村生活的真实还原，也为后世研究那个时代的乡村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文学史料。 莫言的 “揭露”，则在改革开放后具有思想启蒙价值：他打破了 “历史只有光明面” 的叙事误区，引导读者直面历史真相，其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也将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了世界舞台。 从早期作品中对生命欲望的热情歌颂，到后期对欲望的深刻消解与参悟，莫言的创作主题经历了显著的转变 。在早期，他笔下的世界充满了原始生命欲望的蓬勃力量，《红高粱》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在那片充满野性与激情的高粱地里，“我爷爷” 余占鳌和 “我奶奶” 戴凤莲的爱情故事，如同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焰，冲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 。余占鳌劫花轿、杀秃三炮，戴凤莲与他在高粱地里野合，他们的行为大胆而放纵，展现出对生命欲望的强烈追求 。这种对生命欲望的张扬，是对压抑人性的社会环境的反抗，也是对自由、真实生命状态的向往 。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莫言自身思考的深入，他的创作主题逐渐发生了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他的作品更多地关注欲望给人带来的痛苦，以及生命个体与欲望之间的内在冲突 。《蛙》中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内心的挣扎，《四十一炮》中罗小通和兰老大被食色欲望所困，《酒国》中人们在欲望泥潭中的沉沦，《生死疲劳》中人物被各种欲望驱使而陷入痛苦的轮回，这些作品都深刻地揭示了欲望的残酷性和可怕性 。 这种创作主题的转变，反映了莫言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洞察 。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精神世界却常常陷入迷茫和痛苦之中 。生命个体与急剧膨胀的欲望之间的冲突，成为了许多人无法摆脱的困境 。莫言通过他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欲望的两面性，它既可以是推动人们前进的动力，也可能是毁灭人们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