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专家吴晗当年曾建议姚雪垠：“不要过于美化李自成，小说只写三卷就够了。”但雄心

明史专家吴晗当年曾建议姚雪垠：“不要过于美化李自成，小说只写三卷就够了。”但雄心勃勃的姚雪垠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评论家刘再复后来也指出：实事求是，《李自成》只有前两卷是精品，后面的创作逐渐呈退势，灵气日益减退。这一观点，细品之下，确有其事实依据。有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姚雪垠年龄渐长，体力不支，亦或是“江郎才尽”所致。然而，这些看法都未免过于片面。 笔者认为：《李自成》之所以呈颓势，其根源在于作品本身的创作基调与题材之间存在着无法排解的矛盾。农民起义军，作为历史上的一支特殊力量，其必然失败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而抒正义之师胜利豪情的内在情致，却与这一结局格格不入。这种矛盾，使得作品在情感表达上显得颇为纠结。为了调和这一矛盾，姚雪垠在创作中设计了诸多情节。他描绘了农民起义军的内讧，揭示了其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及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作后盾等弱点。然而，这些情节的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却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创作基调与题材之间的矛盾。 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念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产生。当时，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现历史的兴衰变迁，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计划一直未能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真正开始了这部长篇巨著的构思与创作。 从 1957 年开始，姚雪垠全身心地投入到《李自成》的创作中。他深入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为了写清楚明代宫廷的一个召对场景，他翻遍了《明实录》和《明会典》。 1963 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他继续努力，陆续完成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创作。《李自成》全书共五卷，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构建出明末农民战争的全景图，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在读者面前。 第一卷开篇，便将读者带入了明朝末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十月，清军进逼京城，京城戒严，明朝内部对于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产生尖锐冲突，崇祯在和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皇室也风雨飘摇。同年冬，官军在潼关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激战，这便是著名的潼关南原大战。李自成在这场战役中兵败撤退，仅率十八骑突出重围，潜伏于商洛山中。在商洛山中，李自成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积极整顿军队，安抚百姓，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他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第二卷中，李自成在商洛山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正流行瘟疫，李自成及手下将士染病，战斗力受到极大影响。明朝官军趁机围剿，内部也发生叛乱，可谓是内忧外患。然而，李自成和刘宗敏等人迅速采取行动，平定叛乱，成功粉碎了敌军的围剿，取得了商洛保卫战的重大胜利。随后，李自成突围入豫，联合张献忠，破洛阳，攻开封，起义军的气势达到顶峰。 第三卷的着力点主要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封战役，以及朱仙镇大战。李自成在河南击溃明朝的主力军后，着力进攻开封。一攻开封不利，他并未气馁，而是总结经验教训，用计攻破火烧店，破叶县城，杀叛将刘国能，攻下南阳，并二度进攻开封，但仍未成功。李自成毫不退缩，三度进攻开封，在朱仙镇击溃明朝援军，成功围开封城。然而，此时开封城内粮草断尽，明军竟决堤黄河，企图逼退义军，结果开封城也被淹没。在这一卷中，李自成在节节胜利之中日益追求个人声望，农民起义已孕下失败的基因，一些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为后续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第四卷讲述了李自成人生走上巅峰的时间段。经过十余年征战，李自成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顺。从米脂返回长安后，李自成并未听取李岩暂缓进兵的建议，亲率二十万大军向北京进军。一路上，起义军势如破竹，渡黄河，破太原，过大同，迅速围攻北京城。而明军方面，吴三桂援军迟迟未到，京城人心涣散，不日城门大开，李自成顺利进京，崇祯皇帝在绝望中自缢。然而，此时李自成面临着新的挑战，吴三桂据守山海关，李自成不得不在清军和吴军的夹击下两面作战。 第五卷则展现了大顺政权迅速垮台的经过。多尔衮于明朝局面混乱之际，率精兵进长城，攻占北京，并建立都城。多尔衮摄政后，率大军南征，并招降吴三桂，紧接着向山海关进军。甲申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吴军与大顺军激战，此时清军已抵达欢喜岭，只待次日与吴军会合。二十二日，两军再度交战，清军伏兵而出，大顺军死伤惨重。李自成溃逃至北京，匆匆登基后又匆匆撤离北京，一路向西逃亡，退守西安。然而，西安城最终也被攻破，李自成遂继续南逃。在逃亡过程中，大顺军军心涣散，牛金星父子潜逃，慧琼、刘宗敏和宋献策被俘，李自成孤身逃至九宫山，最终被乡勇所杀，一代英雄就此落幕，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