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在抗战胜利的硝烟余烬中，一位老学者急书一文，直戳蒋介石痛处：南京这地方，再做首都准没好果子吃，得赶紧挑北京或西安，不然国民党这摊子事，非栽跟头不可。这话听着像预言，历史真就这么应验了？ 抗日战争打到1945年8月，日本终于投降了，全国老百姓总算能喘口气。国民政府从重庆那山窝窝里挪出来，蒋介石一门心思要回南京定都。南京这地方，早年间明朝就选过，民国初孙中山也临时在那儿办公。为什么？那时候北方军阀闹腾，南方还算稳当，南京靠江靠海，交通方便，房子也没炸成废墟。1912年孙中山就定下南京为临时首都，参议院那边虽有争论，但还是过了。 可这决定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章太炎那时候就跳出来反对，写信给参议会，列了五条害处。第一，北京是老文化政治中心，搬走就等于扔了北方这块宝地。第二，蒙古那边势力盘根错节，撤了北京准乱套。第三，日本盯着东北呢，中枢南移，日军一准钻空子。第四，北方老百姓觉得被晾一边，心就散了。第五，花钱花力气重建南京，百姓怨声载道，谁支持？这些话听着有道理，可孙中山没听，南京还是定了。 抗战一打响，首都问题又冒头。1937年南京丢了，政府跑武汉，又跑重庆。重庆是山城，防空好，但长远看，国家中枢总不能老这么颠簸。学者们闲不住，挖历史老账。从秦汉唐的西安，到宋的开封，再到明的南京，中国政治中心老往南挪。挪着挪着，王朝寿命就短了。西安那十三朝古都，西北高地，控四方；北京虽东边儿，但文脉深厚。钱穆这些历史学家，翻书查资料，得出个结论：首都选址不是小事儿，关乎天时地利人和。南方暖和，容易让人懒散；西北风大，脑子清醒，资源往那儿聚，国家才有劲头往外冲。 欧洲那边儿不一样，从希腊罗马往北挪，文明就猛起来了。中国呢？南移多了，近代挨打就挨打在决策短视上。这道理钱穆讲得透，他从1942年起，就陆续写文章讨论建都。抗战快赢了，1945年9月，他憋不住，写出《战后新首都问题》，直奔蒋介石而去。文章里头说，国家中枢得逆着势走，上坡路才稳。江南太舒服，头脑一热就想享乐，忽略边疆。首都放南京，等于自断臂膀，得挑北京或西安。北京历史重，西安开拓性强，二选一准没错。不然，非失败不可。 蒋介石那时候正忙着接收日伪产业，收拾战后烂摊子。钱穆的文章他看了，但没当回事儿。为什么？南京对他来说，不光是地儿，还是权力根基。1927年他定都南京，本就为甩开武汉的汪精卫那帮人，抱紧江浙财阀大腿。迁西安？太远，鞭长莫及，嫡系部队调动不灵。北京虽好，但日本人刚占过，隐患大。蒋介石咬牙坚持，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表面上看，南京恢复了秩序，政府机关南迁，北京那边儿叫北平，成了陪衬。 钱穆的提醒不是空穴来风，他研究秦汉史，崇尚西北精神。西安是长安旧址，开发西北能拉动全国经济，聚拢人心。北京文脉足，但位置偏东，海陆威胁多。南京六朝古都，听着气派，可历史数据摆那儿：王朝南移，命短。国民党要是听了，早点往北或西挪，或许还能多撑会儿。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会，选首都这事儿又上桌。候选地有十一处：哈尔滨、西安、延安、上海、成都、北平、开封、洛阳、重庆、广州、南京。毛泽东同志领着大家掂量：洛阳开封河南那块儿，经济落后，战火留疤；南京是旧政权窝，民心难拢；哈尔滨北边儿防线好，但太偏；西安西北要冲，前瞻性强，可北京没大破坏，历史影响力大，便于统筹全国。王稼祥和学者们分析数据，北京脱颖而出。9月27日，政协决议定北京为首都，五星红旗在那儿升起。 而定都北京，不光稳了新生政权，还拉动全国发展。西北开发照样抓，西安成重要城市，北京统筹大局。回看钱穆那番话，他提醒的道理，新中国接了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