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王朝天叛逃台湾，由于他是第一个叛逃的红卫兵，因此受到台湾当局的重视，蒋介石和蒋经国还专门接见了他并和他拍下了这张照片。 王朝天不是军人，也不是高官，他只是个普通学生，但他却成了第一个叛逃到台湾的红卫兵。 他以为自己跳出了火坑，结果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进了另一个笼子。 那年，他才十九岁，家住沈阳，原名季水生。 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是工人，每天为了几毛钱发愁。 他没什么远大理想，只是想吃饱饭、穿新衣、能有出息。 可那时候，出息不是靠学习，是靠“造反”。他参加了红卫兵串联，带着几块钱和几张粮票，一路南下广州。 真正的计划，从这里开始。 他信了台湾广播里说的那些话：黄金千两、美女成群、高官厚禄。 他知道，从广州去香港，要穿过珠江口，那水冷得刺骨，游过去是赌命。 但他说服自己，只要游过去，命就值钱了。 他真的游过去了，衣服湿透，身子发抖，但脸上是笑的。 到了香港，他找上了台湾驻港机构，自称“投奔自由”，说自己是受尽共产党迫害的红卫兵。 台湾方面当然高兴，冷战正热，最缺的就是这种“现身说法”的样板。 他被安排飞往台北，一下飞机，方治亲自接待，说他是“义士”，还办了欢迎宴会。 王朝天站在宴会大厅中央，穿着破烂衬衣，举着一张撕开的照片，说这就是他从“地狱”带来的证据。 他一度风光。 蒋介石和蒋经国都见了他，官媒连着几天把他捧上天，说他是“觉醒的青年”、“大陆青年的榜样”。 他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被印成宣传册，发到全台各地。 他以为自己转运了，以为接下来就是豪宅美女、升官发财。 可问题来了。 几个月过去，他发现什么都没有。黄金？没有。房子？没有。 甚至他从大陆带来的那点零钱和粮票，也被“登记保管”，再没还给他。 他住在临时安置所，吃的是救济饭，穿的是旧军装。 他去找负责接待的官员，说话越来越冲，甚至在街头抱怨，说台湾说谎，说自己被骗了。 这还不算，他还偷偷搞“红色宣传”，在安置所里跟人讲大陆怎么好，说自己当初不该来。 他以为这只是情绪发泄，可他忘了，在那个年代，说错一句话，就是“通匪”。 他很快就消失了。 没有审判、没有通报，他就像从人间蒸发一样，被一辆黑色吉普带走。 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显示，他先是被秘密关押了三年，关在哪儿没人知道，连名字都不让提。 1970年，他被转到绿岛监狱，成了“思想改造对象”。 绿岛是个什么地方？那是关政治犯的岛，风大、路烂、人少。 王朝天在那儿干苦力，修路、砍柴、搬石头，吃不饱，睡不好，一干就是八年。 没有信、没有探视，外界没人知道他还活着。 1978年，他终于被放出来了。 可他已经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五官消瘦，头发花白，说话带着轻微口吃。 他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单位。台北的街头对他来说，陌生得像外星球。 他靠打零工勉强糊口，搬运、刷墙、修水管，什么都干。 没人记得他曾是“义士”，他自己也不再提。 那张和蒋介石的合照，他早就撕了。他说：“那不是我，是另一个傻子。”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他只是运气不好，其实没那么简单。 王朝天的问题，是他从来没想清楚自己是谁。他不是坚定的政治异议者，也不是牺牲理想的斗士。 他只是个想改变命运的普通人，但走错了一步，后面就再也回不了头。 他被台湾当局当成宣传工具，一用完就扔。 可大陆也不认他，视他为叛徒，没人愿意给他一纸证明。 他成了两岸之间的“黑洞人”，不属于任何一边，没人愿意提起，没人愿意接纳。 他的故事没上新闻，也没进教材，甚至连墓碑都没有。 到最后，他甚至连“王朝天”这个名字，也没人记得。 他死在一个出租屋里，没人送终，警方几天后才发现。 他的遗物只有一只破皮箱，里面有几件旧衣服，一把生锈的剃刀，和一本写了一半的日记。 第一页写着：“我想自由，可我不知道自由长什么样。” 这句话后来被一个记者写进了专栏，才让人们重新提起这个人。 王朝天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他只是那个年代，被命运推着走的一粒尘埃。 他不是第一个为梦想叛逃的人，但他是最早被现实狠狠打脸的那一个。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不是非黑即白，更多时候，是灰色的，是模糊的，是让人无处安身的。 他想逃离苦难，结果却成了苦难本身。 这，就是王朝天的一生。
经文纬武
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