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8年，与我党有血海深仇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在襄阳被捕，远在西柏坡的毛主席知道这个喜讯后，却第一时间向华野作出批示：康泽不能杀！ 襄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48年夏天，随着解放军的攻势不断推进，襄阳和樊城逐渐被围困，康泽接过防务时，完全没有实战经验，却偏偏想用极端的手段来“稳住局面”。 他下令化学迫击炮部队发射黄磷弹，把北门和南门周围的民居付之一炬，只为了清理射界，这种做法不仅让百姓痛苦不堪，还彻底摧毁了他与地方社会的最后一点联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原野战军逐步推进，刘伯承、邓小平明确告知部队，一定要活捉康泽，哪怕战斗再激烈，也不能将其击毙。 王近山更是强调：“不捉到康泽，胜利不算完整，”这其实不是简单的军令，而是带有深远政治意图的安排，康泽的身份特殊，他曾是复兴社、三青团的骨干，是国民党压迫青年的象征。 如果他能被活捉，将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胜利，可以极大鼓舞曾被压迫的青年群体，也能在舆论层面削弱国民党的宣传。 西柏坡的中央收到捷报后，毛泽东第一时间就给出批示：“康泽不能杀，”这不仅是对前线的要求，更是中央政治智慧的体现。 杀掉康泽，他的罪行虽得报应，但作用有限，留下他，则意味着在国际、在国内都能展现出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的胸怀与理性。 毛泽东在1956年还公开解释过，不杀战犯，不是他们无罪，而是杀掉只会增加对立，留给他们一条生路，反而能起到更大政治效果。 由此看来，康泽的命运，已经不只是个人的选择，而是整个时代棋局上的一颗子。 要理解康泽在襄阳的尴尬局面，得从他早年的经历说起，他并非出身名门，而是靠着黄埔三期起家，年轻时便因聪明伶俐被蒋介石赏识，还被送到苏联深造。 可他在莫斯科干过一件事，让人对他的性格有了深刻印象，他利用傅学文的信任，诱使她把要刺杀蒋介石的想法写下来，再转交给蒋，凭着这一次告密，他顺利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从此一路平步青云。 回国后，他参与筹建复兴社，这个组织后来成为国民党最核心的特务机关之一，他本人更因冷酷无情，被冠以“僵尸”之名。 康泽在复兴社、三青团的地位举足轻重，甚至还模仿德国党卫军成立了别动总队，喊出口号“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这种组织模式带有浓厚的法西斯色彩，本质上就是蒋介石巩固独裁的工具，康泽靠着狠辣与忠心，一度成了国民党中央常委，权力扶摇直上。 但仕途的曲线并非一直上扬，他在三青团内部与蒋经国争权失败，逐渐失去蒋介石的宠信。 1944年被派往欧美考察，表面是重任，实则是边缘化，蒋经国崛起后，康泽的地位被一步步蚕食，他只能在绥靖区司令的位置上苟延。 民间对他的评价更是严厉，当时甚至有人给他寄来讽刺对联：“屠兄屠弟手段何其残忍；丢母丢妻心术硬是毒辣，”横批是“屠夫世家”，这种评价反映出他在社会眼中的形象早已跌入谷底。 从黄埔出身的得意门生，到三青团内的边缘人物，再到襄阳孤城的守将，康泽的经历像是一部权力起落的缩影，他一生忠于蒋介石，却在党内斗争和历史洪流中被逐渐抛弃。 康泽在襄阳被俘之后，并没有马上放下昔日的傲慢，他被押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常常自诩中央常委的身份，还对其他战犯讲所谓“民族气节”。 在他眼里，低头认罪是一种耻辱，他仍幻想能保持所谓“硬骨头”的姿态，但现实并没有给他留任何体面。 在功德林的日常中，他与其他战犯发生了不少摩擦，一次吃饭时，他为了多捞些肉沫，被少将邱行湘当场呵斥，还被强行把碗倒回锅里，最后只好排到队尾重新盛。 这在他的心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羞辱，他骂邱行湘“比共产党还厉害”，结果招来其他战犯集体批评。，曾经不可一世的特务头子，在这种场面下彻底丢光了面子。 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意识到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共产党不仅没有处死他，还在他心脏病发作时将他送去医院治疗，医护人员细心照顾，没有丝毫歧视。 这样的反差，让他逐渐动摇。后来在一次参观活动中，他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工厂与城市建设，和旧社会的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再加上邵力子来访，他想起自己当年出卖邵夫人的往事，内心羞愧不已。 从此之后，康泽的态度逐渐转变，他开始写下大批交代材料，涉及复兴社、三青团的内部运作，这些材料堆积如山，被称为“功德林里的材料库”。 在不断的反思中，他才慢慢放下昔日的傲慢，开始面对自己的过往。 （信息来源：文汇网--他的被俘令中央兴奋不已，周恩来亲笔起草贺电，中央军委指示“加镣铐押送”，却为何最终获得特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