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有个叫藤并猛的日本间谍，天天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喊：“毛泽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大陆的情报部门很快就查到了他的底细，甚至帮他转变了间谍的身份。 这举动在当时的香港可不是小事，要知道这里刚从二战的硝烟中缓过来，还是各方势力暗中角力的“东方谍都”，一个外国人当众喊这样的口号，要么是疯子，要么藏着更大的门道。 二战后里斯本、卡萨布兰卡的情报中心功能都没了，唯独香港因为特殊的位置，成了中美英台等多方情报交锋的枢纽。 中国银行大厦更是敏感地带，表面做着粮油进出口生意，实则是大陆在海外为数不多的窗口，里面不少人都是经历过战火的情报老手。 这个日本人的反常举动刚持续三天，就被盯上了，能在这种地方搞动作，绝不是普通的狂热分子。 没几天，这人的老底就被摸透了。他对外叫藤井猛，开着家小贸易公司，靠渔船运点海货糊口，可真名朝枝繁春这四个字，在情报档案里藏着不小的分量。 这人是日本陆军大学“军刀组”出来的，当年毕业时能拿到天皇亲赐的军刀，是实打实的顶尖军事精英。 二战时他披着农林技师的外衣，在东南亚摸遍了橡胶林的地形，其实是给日军规划作战路线的参谋，后来还被派去东北，任务是帮731部队销毁那些见不得人的实验证据。 只不过那次任务被苏联情报部门截了胡，他被关在苏联监狱里四年，直到战后才被放出来。 搞清楚身份，反而更让人费解。一个曾经的日本精英间谍，怎么会沦落到靠喊口号博关注？这得从战后日本的处境说起。 日本战败后，“军刀组”成员成了清算对象，朝枝繁春虽没被定为甲级战犯，但过往身份让他处处受限。 美国占领日本后，表面上大赦了一批旧军人，实则把有价值的情报人员都控制起来，像朝枝这样没直接投靠美国的，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他逃到香港做小生意，渔船油钱都快付不起，更要命的是，手里那些东南亚的旧情报在和平年代一文不值，反而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喊口号这步棋，是朝枝繁春走投无路的求生招。他太懂情报行当的规矩，越是反常的举动，越容易引起目标方的注意。 选在中国银行大厦，是因为他摸准了这里的身份；喊拥护口号，是为了表明自己没有敌意，同时暗示“我想谈”。 这招确实奏效，大陆情报人员很快找了上门，一开口就点破了他的真名：“朝枝先生，有话不妨直说。” 朝枝繁春没绕弯子，坦承自己早就后悔当年的所作所为，战后看着中国的发展，真心想做点弥补。但更现实的是，他的生意实在撑不下去了，只能用这种方式求个机会。 情报部门没急着下判断，反而盯着他的贸易公司观察了一阵，发现这人确实没再碰间谍勾当，只是个走投无路的商人。 更关键的是，当时大陆在国际上处处受堵，香港的贸易渠道很重要，而朝枝繁春在日本有旧人脉，正好能派上用场。 和朝枝繁春合作，可不是简单的“策反”，更像是一次精准的现实选择。当时大陆想把渤海湾的对虾卖到日本，可既没有冷藏设备，又缺外汇结算渠道，急得没办法。 朝枝繁春找上门后，很快就动用自己的关系，联系上日本的水产商，还解决了冷藏运输的问题。第一笔生意做成后，广东的香蕉、天津的特产也通过他的渠道运到了日本，不仅赚了外汇，还打开了民间交流的小口。 这种合作模式，透着股务实的智慧。要是换成别的势力，大概率会把朝枝繁春当成威胁控制起来，可大陆没这么做。 当时美国为了搞到731部队的实验数据，直接豁免了一批战犯的罪行，相比之下，我们的选择更着眼于当下，与其揪着过去不放，不如给愿意改过的人一条出路，还能顺便解决实际问题。 朝枝繁春也没辜负这份信任，每次带货都亲自盯着，从不让假货混进去，甚至主动把日本市场的需求反馈回来，帮着调整货物种类。 有人可能会觉得，和前日本间谍合作太冒险，但当时的香港情报环境就是这样，各方都在抢有价值的“边缘人”。 同期有个叫立花止的日本间谍，在美国搞情报被抓后一直受监控，最后只能黯然回国，一身本事全废了。 而朝枝繁春不一样，他的商人身分给了他天然的掩护，既能帮大陆做贸易，又能传递一些日本工商界的动态，这些信息在当时比单纯的情报更有用。 朝枝繁春后来把公司搬到了东京，成了中日民间贸易的常客。每次来香港，他都会悄悄带些日本的商品目录，里面藏着的其实是市场需求：比如日本急需的农产品种类、能接受的价格区间。 这些看似普通的信息，帮大陆在早期外贸中少走了很多弯路。他常跟人说，以前扛枪是造孽，现在带货是赎罪，能赚钱还能帮人，比什么都强。 其实朝枝繁春的故事，藏着情报工作里最实在的逻辑：对抗从来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根本。 他不是被“策反”的工具，而是被当成了合作的伙伴；大陆也不是要利用他的过去，而是看到了他能创造的价值。 这种不纠结于历史恩怨、着眼现实需求的做法，在当时紧张的国际氛围里，反而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