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6年，唐太宗李世民病重，下了道命令：处死宰相刘洎。刘洎临死前想递奏疏辩解，狱

646年，唐太宗李世民病重，下了道命令：处死宰相刘洎。刘洎临死前想递奏疏辩解，狱卒直接拒绝：“陛下有令，不收你的文书。” 这位曾被李世民夸 “鲠亮有谋” 的宰相，最后只能背着 “图谋不轨” 的罪名死去。 没人知道他死前的心情，但所有人都清楚，这场杀身之祸早有苗头。 刘洎是荆州江陵人，隋末跟着萧铣的梁国做事。唐军快到荆州时，他看出萧铣成不了气候，连夜劝守将献城归唐，凭这功劳被封南康州都督府长史，有了正式官职。 归唐后，刘洎的能力很快显现。从地方小官做到给事中，贞观七年因敢说真话，被李世民调进朝廷当谏议大夫。 那时朝堂上，房玄龄稳重、杜如晦决断快，刘洎凭 “刚直有度量” 成了特殊存在。一次宴会上，李世民当着百官说：“你真是鲠亮有谋，朕心里踏实。” 这份 “刚直” 让他升得更快，贞观十七年当上宰相，和长孙无忌、褚遂良共掌朝政。 可他没意识到，帝王的赏识是把双刃剑。李世民早年能容魏徵提意见，到了统治后期，经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后，心里多了猜忌。 尤其贞观十七年储位之争结束，李治被立为太子，魏王李泰的残余势力还在暗动。李治性子软，李世民担心自己死后朝局不稳，这份焦虑变成对大臣的严苛审视，刘洎的刚直正好撞了枪口。 更危险的是，刘洎站在派系斗争中心。他是南方士族代表，长孙无忌、褚遂良出身关陇集团，两派在太子培养上分歧明显：刘洎主张 “太子亲理朝政练本事”，多次建议李治参与国事； 长孙无忌等人却怕太子早涉政引发动荡，主张 “稳步过渡”。这种分歧本质是权力争夺，刘洎也成了关陇集团的眼中钉。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成了矛盾导火索。他中箭染病，到定州后病情加重。消息传回长安，监国的李治天天发愁，刘洎作为辅政宰相，常去东宫商量稳朝局的事。 这本是分内事，却被留在长安的褚遂良抓住机会。褚遂良是关陇集团核心，见李世民病重，开始暗中布局扳倒刘洎。 一次，刘洎和马周探望李世民后，碰到褚遂良询问病情。刘洎流泪说：“圣体病重，太让人担心了。” 可这话传到李世民耳朵里，全变了 —— 褚遂良说：“刘洎说国家的事不用操心。” 一字之差，性质天壤之别：前者是忠臣忧国，后者成了权臣轻慢国事。褚遂良不是有私仇，而是刘洎曾支持魏王李泰，和他拥护的李治派系是死对头，除掉刘洎能给太子扫清障碍。 贞观二十年三月，李世民拖着病体回长安，住进翠微宫。病床上的他越来越敏感多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最怕死后有人专权走隋朝老路。 这时褚遂良递上弹劾奏折，说刘洎 “病重时说怪话，图谋不轨”，正好戳中李世民的心病。 李世民立刻传刘洎对质，躺在床上虚弱地问：“褚遂良说你把国事不当回事，有这事吗？” 刘洎慌了，磕头辩解：“陛下明察！我当时说的是担心您的身体，马周能作证！褚遂良是因政见不合报复我！” 李世民叫来了马周，马周的说法和刘洎完全一致。可李世民心里早有偏向 —— 他觉得刘洎刚直难驾驭，自己死后，身为南方士族领袖的刘洎握相权，可能不听关陇集团的话，甚至帮李泰残余势力反扑。 这时李世民要的不是真相，是政治平衡。杀刘洎，既能安抚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重臣，又能给太子除隐患，这笔账在他看来很划算。 就像《资治通鉴》里说的：李世民不是不知道刘洎可能蒙冤，但 “保太子稳政权” 比一个大臣的清白重要得多。 几天后，赐死圣旨送到刘洎面前：“赐侍中刘洎自尽，家产不没收，家人不流放。” 这份看似留情的圣旨，是李世民权衡后的 “恩赐”—— 保住家人，已是对老臣最后的 “体面”。 刘洎抱着最后希望求狱卒递奏疏，还是被拒。他靠敢说真话立足，最后却死在说不出的冤屈里，喝下鸩酒时才五十岁。 刘洎死后，朝堂一片震动。大臣们都知道他冤，却没人敢说话。连太子李治求情，都被李世民驳回：“这不是太子该管的事。” 李世民要的不是同情，是让所有人认清 “权力规则”。这场没刀光剑影的审判，成了贞观之治晚年最刺眼的阴影。 后来史学家对褚遂良争议不小：司马光曾说他 “忠直无私，可能是被许敬宗诬陷”，但多数人看清，这其实是派系清算 —— 褚遂良没私仇，却用构陷完成了派系斗争。 649 年李世民驾崩，李治继位，关陇集团果然掌控朝政，长孙无忌、褚遂良权倾朝野。 直到武则天掌权，为打击关陇势力才给刘洎平反，可刘洎早就死了，没等到洗冤的那天。 刘洎的悲剧，不只是 “君疑臣死”。里面藏着初唐士族斗争的残酷，藏着帝王晚年的政治焦虑，更藏着 “直言敢谏” 在权力里的脆弱。 当忠诚和立场冲突，当真相要给权力平衡让路，就算是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也会牺牲贤臣换稳定。 刘洎用命证明：在专制皇权下，再大的才华、再真的忠诚，终究敌不过权力的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