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教授说，中国好多人的利益和美国绑在了一起，这事现在比较难办的，金教授说出了实话，中国的精英和一些贪官，把自己的子女送在海外，把自己在中国赚到的钱存在海外，他们的利益和美国绑在了一起，所以他们的话语就偏向于美国。 就说之前那位主导过地方教育的官员，他把女儿送到美国读博士，光每年的留学费用就超过 50 万元。可查他的公开收入，就算把所有合法收入加起来，一年也才 30 万元，这点钱连女儿留学费用的一半都不够。 这种明显的收入和支出落差，直到 2023 年他落马后才真相大白，原来他长期参与系统性贪腐，纪检部门从当地学校食堂亏损 3 亿元的账目中，顺藤摸瓜挖出了他和 105 名同僚的贪腐网络，其中还有一位退休校长，涉案金额足足有 2000 万元。 步长制药的董事长赵涛，为了让女儿能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通过中介花了 650 万美元的 “特殊费用”，其中 50 万美元直接用来贿赂学校的校队教练。虽然赵涛后来声明这笔钱和上市公司没关系，但这场牵扯到顶级名校的舞弊案，还是把部分富豪为子女铺路的 “非常规手段” 暴露在阳光下。 更值得注意的是，赵涛拥有新加坡国籍，这个身份让他在跨境转移资金时，能规避不少中国的外汇监管，把钱转到国外变得更方便。 贪腐官员转移资产的手段，比普通人想的要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 2005 年就做过相关研究，总结出四种常见路径：要么通过自己控制的境外公司，低价收购国内的国有资产，把公共财富变成私人财产；要么在国际贸易中做手脚，故意制造价格差，把利润转移到海外账户。 还有的利用企业分支机构，把公款以 “办公经费”“项目投资” 的名义挪到国外；甚至有人胆大包天，直接把现金藏在行李里带出境。 地下钱庄的存在，更是让这种资产转移变得肆无忌惮。有数据估算，中国每年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出的资金超过 2000 亿元，里面既有走私赚的黑钱，也有不少是官员和不法商人的腐败所得。 有从事财富管理的业内人士透露，一些企业家会通过海外投资、股权套现等看似合法的方式，绕过外汇管制，把资金转到境外账户。 这种看不见的 “资金暗流”，不仅让国家财富白白流失，还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威胁经济安全的 “定时炸弹”—— 一旦国际形势有变化，这些境外资产很可能不受控制，甚至反过来影响国内市场。 当个人资产和子女前途都高度依赖美国时，部分人的政策倾向就会出现微妙的变化。金灿荣教授提到的，正是这种利益捆绑带来的问题：在涉及中美关系、台海问题这些关键议题时，有些原本该客观发声的人，却表现出超出常规的 “谨慎”，甚至故意模糊立场。 比如讨论对美资产安全时，有些学者一边说 “中美翻脸概率极高”，一边又暗示 “要提前为资产被抢占做两手准备”，这种矛盾的表述背后，其实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暗暗角力，他们担心的不是国家利益受损，而是自己在海外的资产和子女的生活受影响。 更让人警惕的是，这种利益捆绑还在代际传递。贪腐官员的子女在国外接受教育、长期生活后，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关联会自然偏向居住国。 之前就有落马官员的外籍女儿，公开为父亲喊冤，声称 “抓捕是政治迫害”，这种言论不仅暴露了她法律意识的缺失，更反映出这个利益共同体对中国司法体系的质疑 —— 他们早已把自己的利益和母国剥离开，只关心自己的得失。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光谴责个人已经没什么用了。金灿荣教授提出的 “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才是破解困局的关键。 从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境外资产无处可藏；到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的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异常转账；从严格审查子女海外教育的资金来源，堵住贪腐资金的出口；再到推动国际反腐合作，让外逃贪官和资产无处遁形，每一项改革都得直指利益输送的核心环节，才能慢慢扭转局面。 其实国际社会早就开始行动了，2004 年美国布什政府就宣布禁止涉腐外国人入境，2025 年中国推进的 “弃籍税” 立法，也在从制度上堵住资产转移的漏洞，这些都说明打击跨境腐败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但制度之外，更需要重塑社会价值观，当 “裸官” 现象引发公众愤怒，当贪腐子女的海外奢侈生活成为舆论焦点，说明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从来没消退过。大家在意的不是有人出国读书、海外投资，而是这些行为背后不能有腐败，不能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所以，金教授说的这个“利益绑定”，绝不是一句简单的陈述。它背后，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处理不好，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步伐。 当利益捆绑的人越来越多，国家在关键问题上的决策会受到干扰。说到底，个人利益永远不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才是最根本的底线。 信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