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1岁的女知青廖晓东，为了响应号召，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老光棍。新婚夜，廖晓东一脸娇羞：“洗洗睡吧！”谁料，老光棍一脸不耐烦：“城里人就是矫情！”然而，正当廖晓东一脸懵时，老光棍竟然给了她一巴掌！ 寒风从破旧窗缝钻进来，吹得油灯火苗跳个不停，廖晓东坐在炕角，手里攥着一方已经被泥点和血迹玷污的绣花手帕，眼神少了最初的明亮。 她刚刚被丈夫打了一巴掌，那是她的新婚夜，她娇羞地说：“洗洗睡吧。” 话音刚落，站在门口的男人冷哼一声，“城里人就是矫情！” 随即，一记突如其来的耳光，让她脸颊火辣，心却冷到了极点…… 1969年，响应“上山下乡”号召的廖晓东，毅然决然从青岛来到山东某偏远村落。 她说：“我要和农民打成一片。” 她的眼睛里有光，那是信仰、是抱负，是一代人以国家为大局的真诚，可谁也没想到，她会为了“和工农群众结合”，嫁给一个村里有名的懒汉——卢兆东。 快40岁了，三代单传没娶上媳妇，出了名的懒，廖晓东却说：“他只是太苦了，我能帮他改变。” 她拿着那方亲手绣的手帕，说这是她养母送的嫁妆，象征着“干净、体面、温柔的生活”。 可这个男人，根本听不懂这些词的意思，婚礼那天，像极了一场荒诞剧，饭桌上摆的是半袋蒸红薯，连个像样的菜都没有，她穿的蓝布褂是从邻村借来的，袖口已经洗得发白。 卢兆东从中午开始灌酒，到了晚上已经醉得东倒西歪。 村民们围着看热闹，窃窃私语，“城里姑娘咋这么傻？”“往穷坑里跳，真是想不开。” 张丽，和她一同下乡的知青，拉过她劝了一次又一次，“晓东，你知不知道他修水渠都装病不上工？你跟这样的人过日子，是毁一辈子！” 可廖晓东说，“我不怕吃苦。” 她真的不怕，她怕的是，自己放弃了理想，变得跟别人一样冷漠，可她没想到，真正让她感到恐惧的，不是苦，是“冷”。 新婚夜，他醉醺醺地回来，看到她正用绣花手帕擦脸，顿时爆了，“你还搁这擦脸？你以为这是青岛的澡堂子啊？” 她低声解释：“我只是想干净点……” 一脚踹翻椅子，卢兆东骂道：“你给我装什么清高？” 那一巴掌，突如其来，毫无预兆，她怔住了，眼泪一瞬间涌出来，却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起床做饭，她不是软弱，而是太清楚，一旦放弃这段婚姻，她就成了“知青回城失败”的典型。 第三天，她不想让母亲蒙羞，也不想让口口声声“支援农村”的自己成为笑话。 米缸里只剩下一把发霉的玉米和些糠，她把养母寄来的“买胶鞋的钱”拿出来，换了点玉米面。 她开始承担一切家务，照顾这个像大孩子一样的男人，甚至学着去理解他，可理解终究换不来尊重。 村里的人说：“卢兆东娶了个宝，还是个傻宝。” 她听见了，没回嘴，只是回家多放了一勺盐在窝头汤里，骗自己这就是“幸福的味道”。 有一次，她在夜里缝补衣服，卢兆东喝多回来，看见袖口补得整整齐齐，愣了一下，没说话，第二天分窝头时，给她多分了一小块。 那一刻，她差点以为日子能慢慢变好，可第二天，他又跑去晒太阳，什么都不干，村干部来找人出工，他躲在屋里装病。 她终于意识到，有些人不是没机会，而是根本不想改变，但她依然没有离开。 她写信给养母，说：“日子虽然苦，但我会坚持。” 她没提耳光，也没说他耍懒，只写了村里的红薯已经下来了，天气转凉，要注意添衣。 她不是不痛，而是太会忍，她说：“也许人是可以慢慢感化的吧。” 可那个年代，很多事情不是靠“忍”就能过去的。 1971年冬，村里流行起“回城风”，不少知青开始偷偷找关系回去，张丽走之前来找她：“晓东，一起走吧，我能搭你一张车票。” 她摇头：“我不能走。” 张丽走后，她在河边洗衣服，手帕又被风吹落，她追了几步，没追上，只能看着那方带血的手帕，随波漂远。 多年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部分知青被允许回城，她带着一个瘦弱的孩子，站在青岛火车站门口，等了一个小时，才见到来接她的养母。 她不再是那个穿蓝布褂、怀抱理想的少女，她的眼有些浑浊，手有些粗糙，脸上多了几道风霜的痕迹。 但她仍然直起腰，说：“我回来了。” 母亲抱住她时，她哭得像个孩子。 她没提卢兆东已经因病去世，也没说那几年怎么熬过来的，她只说：“我学会了很多。” 而那方手帕，她一直没扔，洗净了，摊平了，夹在一本陈旧的日记里，上面还有一点点淡淡的红色，像是血痕，又像是某种记忆的烙印。 这个故事，没有激动人心的结尾，没有“浪子回头”，也没有“苦尽甘来”的热血。 它更像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记录了那个年代无数人被理想推着走，却在现实中摔得头破血流的过程。 她不是个例。那个年代，太多知识青年带着改变世界的热情，走进贫瘠、落后的乡村，结果却撞上了生活最锋利的一面。 不是所有坚持都能开花结果，不是所有付出都值得被赞美，但她们的故事，值得被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