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东北野战军某纵刚刚取得了大捷，纵队某连驻扎在小村子里。连长看“地主小老婆有几分姿色”，于是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2人勾搭成奸。地主告知村长，村长就要反映，被连长给残忍杀害了。 1948年的东北，当时东北战场形势一片大好，辽沈战役打得顺风顺水，一支刚打了大胜仗的纵队，下属某个连队就驻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休整。打了胜仗，神经一放松，有些人的心思就活络了。这个连的连长，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村里一眼就瞅见了地主家的小老婆，觉得“有几分姿色”，就开始动歪脑筋。仗打赢了，手里有枪，腰杆子就硬，他觉着自己是解放者，是功臣，干点啥事儿还不是手到擒来？于是，他又是威逼，又是利诱，软硬兼施，没过多久就把人给勾搭上了。 这事儿要是放在旧军队，可能都不叫事儿。可这是共产党的队伍。纸终究包不住火，地主很快就发现了，气得浑身发抖，但他不敢直接找连长对质，就把这事捅给了村长。 这个村长是个实在人，也是我军在当地建立基层政权时倚重的人物。他一听，这还了得？解放军的干部干出这种事，跟过去的土匪军阀有啥区别？这不就是刨咱们自己队伍的根吗？他当即表示，这事儿必须向上级反映，得有个说法。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那个连长听说村长要去告状，顿时慌了神。他想的不是如何认错，如何挽回影响，而是如何“解决”掉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在一个夜里，他找到了村长，起了杀心。具体过程我们已经很难考证，但结果是冰冷的：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这位本应保卫人民的连长，残忍地杀害了为民请命的村長。 这案子报到东北军区政治部，谭政的案头上时，他勃然大怒。咱们很多人可能对谭政不太熟，他可是个厉害角色。湖南老乡，陈赓大将的妹夫，但他的功绩不在于攻城略地，而在于“铸魂”。毛主席当年给他改名，开玩笑说“谭政，谈政也”，一语中的，他这辈子，就是干政治工作的料。从井冈山时期给毛主席当秘书，到后来执掌全军的政治工作，他就像一把手术刀，专门剔除军队肌体里的腐肉。 在林彪和罗荣桓身边，谭政是雷打不动的政治部主任。林彪主抓军事，性子冷，不爱说话；罗荣桓管总，抓大方向。而具体的队伍纪律、思想动态，这一大摊子“软件建设”，就落在了谭政肩上。 接到村长被杀的报告，谭政的处理方式干脆利落，没有半点含糊。他亲自批示：第一，立即派人到村里，为被杀害的村长开最高规格的追悼会，要让全村老百姓都看到，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态度是什么。第二，那个杀人犯连长，就地枪决，就在追悼会上执行，当着所有人的面！第三，全军通报批评，把这事当成反面教材，让所有人都引以为戒。 杀一个连长，在百万大军里不算什么。但这件事释放的信号，却比打一场大战役还要强烈：这支军队，不是个人的私产，更不是无法无天的武装集团，它有铁的纪律，谁碰了高压线，谁就得完蛋。 处理完这件个案，谭政觉得还不够。他知道，这绝不是孤立事件。胜利在望，队伍急剧扩大，很多人的思想开始滑坡，“功臣自居”的情绪在蔓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清查和整顿。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让所有政委都如坐针毡的大会。 会上，谭政没先说那个杀人的连长，而是把自己提前派人摸底调查来的“小事”一件件往外掏，不留情面，指名道姓： “第一纵队，有七个兵，把一个车夫给打了！” 一纵政委万毅心里咯噔一下。 “第二纵队，扣了人家几把枪不还，还把地方执法队的同志给揍了！” 二纵政委吴法宪脸上挂不住了。 “第三纵队，跟区政府闹别扭，发脾气！” 三纵政委罗舜初估计也沉默了。 “第四纵队，有人打了老百姓，连小孩都不放过！还随便拦车拉人，逼着一个老太太给做饭，把人家吓得跪地磕头！” 他就像在数家珍，一件接一件，全都是看似不大，却严重损害军民关系，败坏我军声誉的烂事。这些事，就像白袍子上的污点，平时可能被胜利的喜悦掩盖了，但谭政偏要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 说到最后，他才把那个连长勾搭地主小老婆、枪杀村长的案子作为压轴抛出来。全场鸦雀无声，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大家这才明白，那些“小事”的尽头，就是这样无法无天的恶行。纪律的口子一旦撕开，滑向深渊的速度，远比想象的要快。 这场会，开得所有人都出了一身冷汗。这比打了败仗还难受。因为打败了，可以总结经验再打回来；可要是队伍的性质变了，人心散了，那就彻底没救了。 谭政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深刻地明白，所谓的战斗力，从来不只是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更重要的是严明的纪律和人民的支持。 那次大会之后，整个东北野战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纪律大整顿。各纵队回去立马开会，自查自纠，处理了一大批违纪人员。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小看纪律二字，也没人敢在谭政面前耍滑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