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流传一桩“石破天惊”的文化轶事。办案人员从一名“小姐”的手提包里搜出一本当代文化大师余秋雨的著作《文化苦旅》。此事不胫而走，成为市井巷议的奇谈 余先生闻悉后，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展示了机智的应变能力。他化“腐朽为神奇”，将这桩热点社会新闻，巧妙地移植到自己的另一篇著名散文《门孔》里。他在文中先引述学者朱大可对此事披露带来的所谓“负面影响”，接下来，笔锋一转，借著名导演谢晋之口，给自己打了一波广告。他写道： “朱大可发表文章说，有一个妓女的手提包里也有我的《文化苦旅》，引起全国对我的讪笑。…谢晋大声为我讲话：‘妓女？’中外艺术中，很多妓女的品德，都比文人高！” 这番描写貌贬实扬，堪称高明。余先生借他人之口，赞美自己作品具有“雅俗共赏”的非凡魅力，可谓“不着广告之痕迹，尽得风雅之妙趣”,行云流水，自然浑成，实在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