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提到继母朱枫，85岁的阿菊声音依旧冷硬：“我不想再提她。”一句话，让人心头一紧。 朱枫，原名朱贻荫，是她继母。可要是你去问阿菊，她从没承认过这层关系。 可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女人，到了八十多岁，连一句“她是我继母”都不肯承认？ 事情还得从头说。 1950年夏天，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身中七枪，当场牺牲。 她死时，没留下遗言，没穿囚衣，穿的是一件干净的旗袍，嘴唇咬得紧紧的，身边还有吴石、聂曦等人。 这一年，她刚满45岁。 但在台北另一头的巷子里，15岁的阿菊正被祖母推着躲在屋里，关掉收音机、关上窗户，不许出门。 没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只是那晚，她听见祖母在屋里哭了一整晚。 她听得懂，但不敢问。她知道，那是“她”的事。 那时候，朱枫已经不是那个温温柔柔、会陪她绣花、讲故事的女人了。 她成了“通匪叛徒”。可在更早些年，她不是这样的。 1938年，在镇海，朱枫开了一个义卖展，展台上全是她自己做的刺绣、雕刻、金石作品。 人来人往，她一分钱不留，全捐了出去。 “为前线将士出一份力。”她说话从来不大声，但有种让人不敢反驳的底气。 那时她还没再婚，还只是个带着女儿独自生活的寡妇。 朱晓枫，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阿菊不是。阿菊是朱枫第二任丈夫朱晓光的女儿。 婚后，她照顾阿菊，也管教她。阿菊小时候脾气倔，朱枫从不骂她一句，但也从不哄。 “你要争气。”朱枫说，“以后没人会因为你哭了就让你活下去。” 那时候阿菊不懂，只觉得这个女人冷冷的，像从不笑。 可她也记得，有一回家里断粮了，朱枫把祖传的钻戒拿去卖了，还骗她说是自己在上海的朋友送了点米回来。 她不傻，知道那是假的，但她没拆穿。 再后来，朱枫去了重庆。 1943年，她在“珠江食品店”做“堂倌”，其实是在送情报。她从不多说话，工作勤快，谁也没想到她是地下党。 有人说她被打过，被关过。也有人说她咬牙吞金，差点死在牢里。但这些事，阿菊从没听她说过。 她只记得朱枫回家那次，背上有一块疤，是裂开的皮肉重新长合的样子。朱枫说，是摔了一跤。 阿菊信了。 可很快事情就变了。 1949年底，朱枫以“探亲”为名去了台湾。 谁也不知道她是去送情报的。她见了吴石，见了蔡孝乾，传过图纸、交过胶卷。 她做事一丝不苟，连信封上的字迹都换了三种字体防追查。 但她没想到，蔡孝乾叛变了。 1950年2月18日，朱枫在舟山被捕，被押回台北。 她没哭，也没求饶。 在定海看守所，她吞下的是金锁片和金手镯，被抢救回来后，仍拒绝开口。 直到6月10日，她被枪决。 那天，阿菊正准备考试，邻居家的孩子跑来告诉她，“你妈被抓了。” 她没吭声。 晚上，祖母把她拉到灶房，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朱谌之”。她不懂这个名字。 祖母只说了一句：“以后，这人你不认识。” 从那以后，朱枫在阿菊的生命里，就像被抹去了。 可几十年后，朱晓枫找上门了。 2005年，她来台湾，找到阿菊。 “我是朱晓枫。”她说。 阿菊没说话。 “朱枫是我妈。”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割进阿菊的心口。 她没哭，也没认。 她说：“过去的事，别提了。” 朱晓枫递给她一张照片，是母亲就义前的黑白照，眼神坚毅，嘴角紧闭。 “你不想知道她最后的样子吗？”朱晓枫问。 阿菊摇头。 “我怕记起来。” 其实她早就记得了。 朱枫走后，她收拾衣柜时，发现了一包银元，和一封没寄出的信，信里说：“阿菊若听话，将来让她读书，不要靠人过活。” 她没告诉任何人，把信烧了，银元交给了学校换学费。 她不想欠她什么。 2010年，朱枫的骨灰找到了。 在台北富德公墓，编号77。 因为名字被误录为“湛文”，所以一直没人认领。 朱晓枫带人来确认，最后由台湾友人刘添财护送回大陆。 2011年，朱枫安葬在宁波镇海烈士陵园。 那天，阿菊没去。 她只是一个人在家，把那张母女合影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一会儿，又放回去。 “她从没叫过我一声女儿。”阿菊说。 “可我知道，她不是坏人。” 说完这句，她闭上眼，靠在椅背上，整个人像是松了一口气。 她说，“我不想再提她。” 可其实，提不提，心里都记得。 朱枫的牺牲，是信仰的选择。阿菊的沉默，是时代的代价。 她们，一个选择了牺牲，一个选择了遗忘。 可历史没忘。 她们的名字，都被写进了时间的背面，也写进了，那个谁也不敢说出口的年代。 信息来源：《沉默的荣耀》热播背后：台湾媒体人与朱枫的“追寻故事”——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