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恩来提议入朝军队名为“支援军”，黄炎培反对：“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打这个不好打的仗，应该怎么打？有了一个正义之名，仗就好打喽！” 在北京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一份“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电报，在毛泽东的笔下最终落定。 蓝色划去“支援军”，红色落下“志愿军”。 这三个字的改写，不仅仅只是一支军队的历史称谓，更是一位73岁老人对国家、对战争的深刻思考。 他是黄炎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 1945年7月，陕北延安机场跑道，黄炎培走出机舱时，毛泽东早已等在舷梯下。 25年前，两人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为杜威博士的演讲有过一面之缘。 此时，毛泽东刚见到他，竟能脱口而出的喊他的字“任之”。 这让黄炎培心头一震。 在延安的几天，黄炎培看到了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景象。 街头没有流浪者，百姓衣着整洁，标语稀少却有小品宣传，连空气里都飘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踏实劲儿。 他在窑洞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问出那个困扰中国千年的问题：“新兴政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毛泽东的回答掷地有声：“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这场“窑洞对”，成了黄炎培人生的转折点。 回到重庆，他自费出版《延安归来》。 1949年北平解放，他拒绝国民党特务的威胁，绕道香港奔赴新中国。 开国大典上，他第一个喊出“人民革命万岁”，成为民主人士中公开表态的先锋。 从旧教育的推动者，到新中国的建设者，黄炎培用行动证明了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1950年6月，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出兵，是保家卫国的必然选择，但出兵的名分，成了难题。 周恩来最初提议叫“支援军”，直白简单，支援朝鲜人民。 可黄炎培看到电报后，连夜赶到中南海：“‘支援军’听着像国家出兵，等于向美国宣战！我们不愿扩大战争，名分就得讲究。” 他掰着手指头分析：“叫‘志愿’，是人民自发援助，不是国家宣战。全世界一看就明白，这是为和平而战的民间力量，政治上主动多了！” 毛泽东听完后：“对！我们不是跟美国打仗，是老百姓自愿帮助邻居。” 这一字之改，既表明立场，又留了余地。 于是，电报上的“支援军”被红笔划去，“中国人民志愿军”几个字尘埃落定。 这看似简单的改名，背后是黄炎培对“师出有名”的深刻理解。 然而，这看似简单的改名，背后藏着黄炎培对“出师之名”的深刻理解。 他很明白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名正言顺“的分量。 所以，在后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全世界看到的不是“中国宣战”，而是一支“为和平而战”的队伍。 “志愿军”命名尘埃落定，黄炎培的参与却远未结束。 1951年，抗美援朝总会成立，他任委员。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表，他带头签字。 更让人动容的是全民支援的热潮里，他的身影处处可见。 工商界在他的号召下，民建成员共捐出179架战斗机，农工党元老黄琪翔捐出自己的花园洋房。 黄炎培更以身作则，把自己的积蓄全塞进捐款箱。 后来统计，一年间全国捐款能买3710架战斗机。 这不是数字，是每个中国人“国家有难，我必出力”的真心！ 三届赴朝慰问团里，他戴着老花镜，握着战士们的手听故事。 收到前线来信，他就算拿着放大镜也要逐字逐句的全部读完。 196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晚会上，黄炎培望着璀璨的灯火，写下诗句：“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这是他晚年的心声。 从延安的“窑洞对”到朝鲜的“志愿军”，他始终在用行动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 他不是战场上的将军，却用一支笔、一张嘴、一颗心，为战争注入了道义的力量。 他不是决策层的核心，却用“志愿军”三个字，让新中国的正义之举被世界看见。 更重要的是，他证明了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口号，是把“国家兴亡”刻进骨血，是把“人民”二字放在心头。 1950年的“志愿军”，早已成为了历史名词。 但黄炎培，改的不光只是一个军队的称谓，更是一个民族对战争的认知、对正义的坚守。 他用一生诠释了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站出来，说真话，做实事。 正如他在《延安归来》里写的：“中国的希望，在每一个愿意为国家出力的人心里。” 黄炎培和他的“志愿军”，永远值得被所有人铭记！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毛泽东曾想以"支援军"名义出征 后改为"志愿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