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送朱枫赴台的万景光，为何让保密局至今想不通？ 1949年深秋的香港

1949年送朱枫赴台的万景光，为何让保密局至今想不通？ 1949年深秋的香港摩利臣山道，一间挂着“荣记行”招牌的商铺里，万景光给朱枫倒了杯热茶。没人知道，这场看似寻常的会面藏着两岸情报战的关键伏笔，更留下一个让国民党保密局困惑数十年的“致命疑问”。 彼时的万景光，身份远比“荣记行老板”复杂。1946年他和妻子冯志琼从上海赴港，靠着岳父、国民党元老冯少山的关系，把家变成了中共中央上海局香港联络站。刘晓、钱瑛这些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曾在这间屋子里秘密议事。到1949年，他已是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大家私下里都叫他“小万”，这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后，是掌控对台情报生命线的重任。 这一年，万景光手里攥着两个关键线索。一个是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牵线，和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接上了头。这位身居高位的将领早已决心为共产党效力，10月到香港和万景光会面时，两人敲定了情报传递的秘密渠道。另一个是在送潘汉年副手刘人寿上船时，偶然结识了地下党员朱枫。谁也没料到，这两个看似无关的相遇，会在不久后交织成生死局。 起初，吴石的情报传递还算顺畅。他把封好的情报写明“何遂亲启”，要么派亲信副官聂曦送，要么托何遂的妹夫、海军上校马德建带，最后由何遂的家人转交给万景光。可随着台湾局势收紧，这种“绕圈”的方式风险越来越大，每多一个传递环节，就多一分暴露的可能。万景光知道，必须派一个可靠的人直接去台湾，把情报“点对点”接回来。 思来想去，他想到了朱枫。这个看似温婉的女性不仅有在香港生活的背景，更有着地下工作需要的冷静与果敢。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以“探亲”为名，从香港乘船前往基隆港。没人能预料，这场带着希望的出发最终会走向刑场，更没人想到，万景光这个看似合理的决定，会触碰情报工作的“红线”。 李克农、潘汉年等前辈早就定下铁律：情报系统绝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关系。这就像两条并行的轨道，一旦交叉，整个网络都可能崩塌。可朱枫到台湾后，既要和吴石对接情报线，又要联系蔡孝乾负责的地方党组织。这个被保密局后来称为“匪夷所思”的操作，成了悲剧的导火索。 1950年，蔡孝乾被捕叛变，整个台湾地下组织瞬间暴露。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相继落网，同年6月10日，四人在台北马场町遇害。保密局在总结材料里反复追问“共党为何会违反一贯原则，让朱枫同时联系两条线”，他们始终没明白，不是万景光不懂规矩，而是当时的局势早已容不得“按部就班”。一边是吴石送来的关键情报不能断，一边是台湾地下组织急需支援，在两难之间，他选择让最信任的人扛起双重使命。 如今再看摩利臣山道的老照片，万景光和冯志琼夫妇赴港前的合影里，两人衣着整洁，眼神坚定。没人知道他们在香港的那些夜晚，曾多少次在灯下拆开情报，又多少次为战友的安危辗转难眠。朱枫赴台前，万景光或许也曾叮嘱她“注意安全”，可在家国大义面前，这些平凡人的牵挂，最终都化作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绝。 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记住的不只是吴石、朱枫这些烈士的名字，更该记得万景光这样的“幕后推手”。他们没有站在刑场上的高光时刻，却在看不见的战场上，用智慧和勇气搭建起情报的桥梁。而那个让保密局困惑的“疑问”，答案其实很简单：不是他们不懂规则，而是在民族大义面前，有些选择早已超越了个人安危与常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