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华人表示，华人精英移民到美国之后，不出两代，基本上都成为普通人 在硅谷

一位美国华人表示，华人精英移民到美国之后，不出两代，基本上都成为普通人 在硅谷的某栋玻璃幕墙写字楼里，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华人中年工程师正一行一行地敲着代码。 他叫陈立，47岁，斯坦福硕士毕业，曾在雅虎、亚马逊、Meta都干过，履历干净得像算法一样精准。 他的工位上摆着一张儿子的毕业照，背景是哈佛大学的草坪，阳光明媚，儿子笑得灿烂。 可那笑容背后，藏着一个在无数华人家庭中反复上演的剧本：一代精英的光环，到了下一代，慢慢变淡，再到第三代，可能就什么都不剩了。 “在美国，华人精英家庭的光环，大多撑不过两代。” 这是很多移民家庭心照不宣的现实。 陈立的父亲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出国的访问学者之一，那时他们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附近的学生宿舍，一家三口挤在一间不到20平的小屋里。 父亲白天做实验，晚上打两份工，母亲给中餐馆包饺子。 他们咬牙坚持，是为了让孩子接受这里“最好的教育”，他们确实做到了，陈立高中毕业时SAT成绩满分，进入斯坦福计算机系，一路绿卡、工作、购房、成家。 这是第一代移民的典型路线：顶尖学历、技术岗、勤奋型成功。 他们靠智力和努力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硬生生地打开一条路，但他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所有希望压在下一代身上。 问题就出在这“希望”上。 陈立的儿子Jason的确没让他们失望：从小就是学区的优等生，进了哈佛读经济，实习做过投行，但毕业后，却选择了开一家咖啡店，地点在波士顿南区，主打“亚洲风味拿铁”。 父亲陈立第一次听到这个决定时，半天没说话，只是盯着那杯他尝不出味道的“抹茶燕麦拿铁”，像是在盯着一个失控的未来。 这不是个例。 在2022年的一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第二代中，选择继续从事工程、科学、技术等“父辈路径”的比例不足15%。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接近45%，变化的背后，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彻底转向。 第一代移民是“生存型”思维，认为一切都靠拼搏来换；第二代在美国土生土长，更多地把“成功”定义为自由、平衡、兴趣，“做自己”成了信条。 有不少华人二代在公开分享“逃出父母规划的生活”——他们不再执着于财务自由，而是情绪自由、身份自由。 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叛逆”或者“不上进”。 Jason的咖啡馆经营得其实不错，雇了5个员工，每月营业额稳定增长，他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向和方式变了。 这是不是陈立那一代人心中的“成功”？他们拼命想复制的那个精英模型，似乎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传下去。 更深的原因，是一种叫“玻璃天花板”的东西。 在硅谷，华人工程师的比例超过20%，但在VP（副总裁）以上的高管里，华人占比不到3%。 技术再强，代码写得再漂亮，到了管理层，拼的是沟通、交际、战略判断、影响力——这些恰恰是传统华人教育里最缺乏的部分。 很多人在公司里干了十几年，职位停留在“高级工程师”，每天“干活不出错”，但也“看不到未来”。 陈立在Meta干了7年，一直没能升到Director（总监），他曾在一次内部反馈中听到这样的评价：“技术好，但领导力不够突出。”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很多人干脆不再往上爬，转而鼓励孩子“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问题是，“做喜欢的事”并不一定能延续家族的社会地位，到了第三代，情况更复杂。 很多华人家庭的第三代，中文已经不会说，春节也不过，甚至在学校选择填族裔信息时，直接勾选“Other”或“不愿透露”。 他们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但又经常被提醒“你长得不像”。 有研究统计，在2020年之后，超过30%的亚裔美国青少年在校园中经历过种族歧视或身份质疑，疫情期间的反亚情绪更是加剧了这种“身份撕裂感”。 有个真实的例子——一位在纽约长大的华裔女孩，在大学选修中文课时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看起来像中国人，但我连奶奶讲的故事都听不懂。”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困惑，而是整个群体在文化传承上的断裂。 更多的家庭在代际转换中逐渐边缘化，走向“平凡”，但“平凡”就一定是失败吗？ 近年来，一股“回流”趋势正在悄然发生，根据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研究院的数据，选择回国发展的北美华人专业人士比上一年增长了37%。 他们中不少是在美国职场受限、文化认同受挫后，开始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代际断裂，不只是因为文化稀释，而是社会结构的限制与认同感的迷失共同作用的结果。 华人精英家庭的光环，为何难以传过两代？核心或许不是“能力断层”，而是“认同失焦”。 第一代人靠努力拼出了“社会资本”，第二代人拿着这份资本探索“自我价值”，第三代，可能连这份资本的语言和文化都不再理解。 这是一个族群在迁徙与融合过程中的必然代价。 信息来源：美华人第二代与父母渐行渐远？华人父母述不同境遇 2021-12-14 ·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