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赵九章，在宿舍中吞下几十粒安眠药，静静的躺在床上离去了，在中国卫星的功臣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比钱学森排名更高！ 赵九章这辈子太传奇了，早年家里穷得辍学，在交易所当店员时，为了读书被老板娘罚不准吃晚饭，他就把公式剪下来装口袋里见缝插针地看，半年啃完一本物理教材，后来一路考到清华大学，又去德国跟着顶尖气象学家深造，拿了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在气象学界早就成了顶梁柱，搞动力气象、数值天气预报，都是开创性的工作，要是一直干这行，绝对是国际级的权威。 可 1957 年苏联卫星一上天，他的心就再也放不下了，对着身边人说：“太空时代来了，中国不能缺位，没有自己的卫星，永远站不到前沿。” 那会儿国家刚建国没多久，连像样的工业基础都没有，搞卫星就是从零摸黑。1958 年毛主席说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赵九章二话没说就接下了重担，从气象学的熟门熟路跳进航天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当年 10 月他带着代表团去苏联考察，70 多天里苏方好吃好喝招待着，可一提看卫星核心技术就百般推脱，最后只给看了卡车里盖着布的仪器外壳，连打开看一眼都不准。 赵九章没气馁，回来就跟团队说：“靠别人没用，得靠自己，先从探空火箭练手，一步一步来。” 这话现在听着简单，可在当时就是定海神针，要是那会儿脑子一热硬上，说不定卫星事业要走多少弯路。 为了卫星，赵九章几乎拼了命。1964 年底，他连夜给周总理写了封信，把这几年预研的家底都摆出来，力劝国家正式立项卫星工程。 周总理很快批了，1965 年 4 月的一天晚上，他急着找数学所的人商量卫星轨道问题，蹬着自行车赶过去说：“轨道算不清楚，后续的跟踪、台站布局全是白搭，这活儿必须咱们自己啃下来。” 没过多久，“651 任务组” 就建起来了，专门攻这个难题。 当年 10 月开方案论证会，整整 42 天，他白天开十几个会，晚上就和团队在房间里算数据，心绞痛犯了就含片药，每天靠安眠药才能睡着。 就是这场会，拿出了 4 个方案、15 万字的材料，把东方红一号的样子定了下来：1 米直径的 72 面体，带《东方红》乐曲，1970 年发射，这些细节全是他带着人一点点抠出来的。 后来成立卫星设计院，赵九章当院长，手下 5000 多人的队伍，要管技术、管经费、管后勤，那会儿科研条件差得难以想象，没有先进设备，连计算机都没有，好多数据得靠手算，经费紧张到买个零件都要反复打报告。 可他从不说难，常跟年轻人讲：“国家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咱们，干不好对不起良心。” 他心里清楚，卫星不只是个铁疙瘩，1970 年东方红一号上天时重 173 千克，比美苏法日四国第一颗卫星的总和还多近 30 千克，而且跟踪技术、温控系统都比他们当时的水平高，这些硬指标背后，全是他熬了无数个通宵的心血。 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功臣没能等到卫星升空的那天。1968 年 10 月 26 日，他在宿舍里静静地走了，才 61 岁。 想想多可惜啊，再过不到两年，1970 年 4 月 24 号，长征一号带着东方红一号冲上天，全国人民都在欢呼，可这位总设计师却没能听见那声巨响。 后来追授 “两弹一星” 勋章，在卫星专项的功臣名单里，他稳稳地排在第一位，这不是随便排的，钱学森先生是航天事业的统筹者，而赵九章是卫星工程实打实的奠基人，从提出构想、定方案到建团队，每一步都是他领着大家闯出来的。 这么多年过去，知道赵九章的人还是不多，比起钱学森的家喻户晓，他就像颗沉默的星。可咱们得记住，没有他当年毅然从气象学转向航天，没有他在苏联碰壁后坚持自力更生，没有他带着团队啃下一个个硬骨头，东方红一号说不定要晚多少年才能上天。 他这辈子，年轻时为了读书跟命运较劲，中年为了国家转行攻坚，到最后把命都奉献了出去，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卫星事业 “头号功臣” 的称号，才该被咱们永远记在心里。 现在天上那颗还在运行的东方红一号，就是他最亮的纪念碑，提醒着我们，中国航天的第一步，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用一生铺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