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1岁的韦思浩从学校退休，每月能拿到5600元的退休金，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他居然瞒着女儿们捡起了破烂，一干就是16年。直到2015年的一个雨夜，韦思浩不幸被车撞倒去世，儿女们整理他的遗物时，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才被揭开。 时间倒回1999年，61岁的韦思浩从杭州一所中学光荣退休。他是中学一级教师，搁现在也是个高级职称了。那时候，他每月的退休金就能拿到5600块钱。 朋友们，1999年的5600块是什么概念？那会儿全国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才8346元，月均不到700。韦老先生这退休金，顶得上七八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妥妥的高收入群体，放杭州也是能过得非常滋润的。 可他放着好日子不过，居然瞒着自己远在外地的女儿们，干了件让所有人不理解的事——他开始捡破烂。 这一干，就是16年。 周围人怎么看？估计说啥的都有。一个高级教师，拿着高额退休金，却天天在垃圾桶里翻瓶子，这图啥？是不是有点“想不开”？ 他的几个女儿也蒙在鼓里。她们都远嫁外地，只知道父亲一个人在杭州生活，节俭得近乎“抠门”。想给他装修房子，他摆手说浪费；想给他买个手机，他坚决不要。女儿们心里，估计也埋怨过这个“固执”的爹。 直到2015年的一个雨夜，韦思浩老人过马路时，不幸被一辆车撞倒，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走了。 女儿们匆忙赶回杭州，处理后事，整理父亲的遗物。当她们打开父亲那套80多平米的毛坯房时，估计都惊呆了。 那根本不像个家，说“家徒四壁”一点不夸张。一张最简单的木板床，一个旧书柜，堆满了书，剩下的，就是满屋子捡来的塑料瓶和废纸板。 女儿们哭了，心疼，也不解。父亲那每月5600块钱，16年下来少说也有上百万，都去哪儿了？ 就在这些破烂和旧书里，她们发现了一个锁着的抽屉。打开后，一沓沓的单据和一封封信件，揭开了一个尘封16年的秘密。 那些全是捐资助学的凭证和证书。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次几百块，到后来一次几千块。厚厚一叠，全是老人捐出去的钱。 更让女儿们震惊的是，很多捐款凭证上，落款的名字并不是“韦思浩”，而是另一个陌生的名字——“魏丁兆”。 还有那些信，都是受他资助的贫困学生写来的感谢信，信里的称呼都是“魏叔叔”。 这时候，大家才算彻底看明白。 韦思浩，这位1957年就考进原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这位曾经参与过《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的学者，这位退休金丰厚的高级教师，他那16年的“拾荒”，根本就不是为了自己。 他把那5600块的退休金，当成了“主业”捐了出去；又靠捡破烂，挣出了自己的“生活费”。 他不是“想不开”，他是“想得太开”了。他瞒着女儿，瞒着所有人，用一个化名，当起了那些寒门学子的“摆渡人”。 其实，在韦思浩老人去世前，他已经在杭州小有名气了。不过，那是因为另一个故事。 在杭州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老读者们都认识这位“拾荒老人”。他几乎每天都来，穿着捡破烂的衣服，但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进阅览室前，一定先去洗手间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看书时，他也特别小心，生怕自己弄脏了书。 当年还有读者投诉，觉得图书馆怎么能让捡破烂的进来。当时的馆长褚树青回应了一句特别硬气的话：“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 这件事，让杭州图书馆和韦思浩一起上了新闻。那时，大家只当他是一个爱读书、懂尊重的“拾荒者”。 我们总以为，他去图书馆洗手，是对书本的尊重。 直到他去世，我们才明白，那更是一个高贵灵魂在进入精神殿堂前的自觉。他敬畏知识，因为他知道，这些知识是山里那些孩子走出来的唯一希望。 他那些年，看过多少政治历史书，看过多少曼德拉的传记，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最深刻的传记。 你以为“魏丁兆”的捐款就是全部秘密了吗？ 不。 在那些捐款单据下面，女儿们还发现了另一张纸，一张他早就填好的《志愿捐献遗体登记表》。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本人决定身后捐献遗体及所有可用器官，骨灰洒向钱塘江。 看到这里，真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这一辈子，当老师，把知识给了学生；退休后，把财富给了寒门；到最后，还要把身体和器官留给医学。 他来这世上走一遭，除了满肚子学问和一身傲骨，什么都没带走，又好像什么都留下了。 现在，韦思浩老人的雕像就安放在杭州图书馆里，他还在那里“看书”。 我们这个时代，总在谈论“精英”，总在计算“回报”。可韦思浩老先生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精英”。 他有顶尖的学识，却选择了最谦卑的生活。他有丰厚的收入，却选择了最彻底的“赤贫”。 这让我想起开头说的苑老伯。无论是为了弥补自己遗憾的苑老伯，还是为了让别人没有遗憾的韦思浩，他们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高人”。 他们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执着，守住了人心里最软、最暖的那个角落。 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大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