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因傅作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密令毛人凤暗杀傅作义。毛人凤派出女特务胡丽萍执行任务，胡丽萍伪装成记者混入北平，但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蒋介石刺杀傅作义，并非单纯“泄愤”，1949年的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辽沈、淮海战役惨败后，华北成为最后屏障。 傅作义手握50万大军，却选择开城投诚，致使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幻想破灭。更关键的是，傅作义的举动带动后续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蒋介石必须杀之立威，阻止更多将领倒戈。 毛人凤选择胡丽萍执行任务，经过精密考量，根据军统解密档案，胡丽萍并非普通特务，其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精通射击、下毒、密码通讯，尤擅伪装。 抗战时期，她曾假扮教员潜伏日占区，成功策反伪政权官员。毛人凤为其伪造“上海《申报》记者”身份——北平刚解放时，急需外部媒体报道，记者身份既能保障活动自由，又可名正言顺接触军政要员。 胡丽萍的潜伏流程为军统标准操作。1949年3月，她携带伪造的记者证与推荐信进入北平，先在东单中外记者站落脚，主动采写解放后民生新闻，甚至报道过傅作义主持的水利会议。 她预判傅作义重视舆论，每次公开活动均提前到场，试图制造“偶遇”。但很快发现，傅作义的安保网严密异常，无从下手。 多提及“安保严密”，却未说明具体严密程度。根据傅作义贴身警卫事后回忆，当时安保采取“双重防线”：外围为解放军明哨，在官邸胡同口24小时轮岗，战士均配备刺刀与冲锋枪，陌生人靠近三步即遭盘问；内围为傅作义亲自挑选的40余名老部下，均为跟随其多年的老兵，配备盒子炮，子弹自行保管，院门亦由其把守。 更关键的是，每次公开活动前，解放军都会提前排查场地，记者的相机亦在检查范围。 安保仅为表层原因，更深层在于“人心向背”。胡丽萍潜伏日记记载（日记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街头百姓皆称傅将军为‘救城恩人’，所到之处群众围堵，无法靠近。” 一次傅作义前往颐和园视察水利，她试图在必经之路的茶摊下毒，刚靠近便被摊主识破——该摊主为北平地下党成员，已提前接到留意可疑人员的通知。 史料显示，直至1949年6月撤离北平前，她仍在策划最后一次行动——试图在傅作义汽车上安装炸弹。 但她始终无法接触汽车：傅作义的座驾由解放军后勤部门负责维护，每次使用前均有专人检查，油箱盖亦有封条。毛人凤事后在电报中斥责其行动失败，却未反思：在百姓普遍拥护傅作义的北平，暗杀行动本就不具备实施条件。 蒋介石方面的暗杀计划，从一开始便漏洞百出，1949年4月南京解放，蒋介石退至溪口，与毛人凤的通讯依赖无线电，常出现信号中断。 一次毛人凤向胡丽萍发送密电，指令其趁傅作义参加政协会议时动手，密电被解放军电子部队截获，胡丽萍身份完全暴露。解放军未立即抓捕，而是欲擒故纵，待摸清军统在北平的潜伏网络后，于其撤离前将其抓获。 对比同期另一起暗杀事件，更可见国民党的颓势。1949年5月，国民党特务试图暗杀爱国将领李济深，同样伪装成记者，刚进入李济深住所便被警卫抓获。 此非特务能力衰退，而是国民党统治基础彻底崩溃——其赖以生存的“情报网”已然失效，在解放区已无立足之地。傅作义晚年回忆：“蒋介石刺杀我未能成功，并非运气使然，而是百姓不允许。” 另有一细节鲜少被提及：傅作义早已知晓暗杀计划。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曾亲自提醒：“蒋介石不会放过你，需多加防范。”但傅作义减少随身警卫，并主动参与各类公开活动。 有人询问其顾虑，他表示：“我守护北平为百姓，百姓自然会护我。”后来周恩来撤去其官邸外围的解放军哨兵，更以“信任”构筑起坚固防线——此事传开后，原本犹豫的国民党将领纷纷倒戈，绥远随后实现和平解放。 胡丽萍被抓后，审讯中供述了军统暗杀流程：情报部门收集目标行踪，行动组制定方案，专人执行，经费由上海秘密据点提供。 1950年，毛人凤曾计划重启暗杀，此时傅作义已担任水利部部长，安保更为严密，加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民党特务已无法渗透，计划最终搁置。 从历史视角观察，此次暗杀未遂事件并非孤立，而是国共两党博弈的缩影。蒋介石欲以暗杀震慑对手，却忽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根本；毛人凤迷信特务手段，未察觉其在解放区已无情报立足空间；胡丽萍能力出众，却无法突破百姓组成的“人民防线”。 傅作义以一生践行和平承诺，主持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走遍大江南北考察水患，晚年仍为水利事业奔波。1974年去世前，他手中仍攥着北平和平解放的照片。 回望这段历史，可明晰两个核心：一是和平来之不易，傅作义的选择使百万百姓免遭战火，功绩值得永久铭记；二是违背民心的阴谋诡计，终将被历史唾弃。 胡丽萍潜伏日记结尾写道：“城防再坚，坚不过人心；计划再密，密不过人心。”这便是对这段历史的精准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