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的真实样貌，都看看吧，这可不是演员扮演的。 一九八一年春，北京一间小病房里，窗外还透着冷风。 邓颖超坐在床边，宋庆龄瘦得像衣服撑不住，说话倒很硬：“别叫副委员长，叫庆龄同志。”外面的公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床上这个老人，把一串头衔一口气放下，只要一个“同志”，这一手，比任何宣传照都要真。 一八九三年，她生在上海，籍贯广东文昌；长大被送去海外读书，一九一三年学成回来没多久，就转到日本，给流亡中的孙中山做英文秘书，一九一五年在东京结婚。 以后几年，跟着他去广州护法，又被挤回上海，住进莫利爱路二十九号那幢华侨捐的房子，屋里不阔气，脚下那条路越走越深。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兵变，把她的胆子逼了个底朝天。 陈炯明半夜带兵包围总统府，炮声在窗外乱炸，孙中山劝她先撤，她死活不肯，坚持让卫兵全护着孙中山，自己压在后头，丢出那句后来家喻户晓的话：中国可以没有宋庆龄，不可以没有孙中山。 那时候她怀着孩子，最后人救出来了，孩子没保住，这一刀，她自己很少再提。 到了抗日那些年，她几乎一直贴着火线走。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上海硬扛，她跑到真如前线，在断墙边抱着一枚没爆的日军炮弹留影，又在交通大学办国民伤兵医院，给抬下阵地的年轻人清伤口。 一九三七年淞沪再打，她把文章投到纽约杂志，写《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直说中国挡得住日本，只要老百姓真醒过来。 一九三八年六月，她在香港拉起“保卫中国同盟”，这个小组织一头向世界呼吁援助中国，一头把药品、器械和款项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送。 抗战后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一九五零年再叫“中国福利会”，从战时救急变成长期的妇幼和社会福利力量。 她在上海办托儿所，发展成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又推动妇幼保健院、儿童文化设施一点点办起来，一九五一年拿到“加强国际和平”奖金十万卢布，全捐出来建“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别人叫她“国之瑰宝”“孩子们的母亲”，她写起文章却很家常。 一九五六年，她写《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说给孩子健康成长的条件，要用力教育，大人先把自己做好，还得维护和平，把成年人的每一点努力都算到孩子的幸福上。 一九八一年，人已经重病在身，“六一”临近，她还写出《愿小树苗健康成长》《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致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的贺信》，把孩子叫作“小树苗”。 和孩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她心里一直记着枪杆子和执政党。 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上海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上，她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打败，中国第一次有真正属于人民的军队，背后站着全国老百姓。 同年十月一日，她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站上天安门城楼，看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来，知道这回不再是昙花一现。 后来，她又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头衔一大串，更在意的却是站在谁那一边。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她写《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请柳无垢翻成中文，亲手誊抄，由邓颖超代读，文里说，共产党是在江西山岭、长征路上、农村泥土里炼出来的领导力量。 九月，北京召开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她讲，中国能走到今天，是革命动力在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着真正的人民力量，才让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有了着落。 一九五八年，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她喊出“永远和党在一起”，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她入党，不久又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朝鲜战争一九五零年打响，她跟着全国一起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浪潮，参加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和天津妇女一起凑出“天津妇女号”飞机，把《为新中国奋斗》文集全部稿费五亿元捐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当执行主席，讲侵略者躲不过忠于祖国与和平事业的民众和军队的反击。 日常里，她也操很多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她写信催中国福利会赶紧给解放军战士筹御寒外衣，还特意提到两位贫困女同志。一年又一年，她住在上海淮海中路那幢小楼里，说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小花园里有树有鸟，她把旧香云纱旗袍拆开加宽再穿。 到了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她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骨灰送回上海，安放在父母身边。后来上海办“伟大的女性——宋庆龄生平事迹展”，一张张照片挂在灯下，人们抬头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哪位演员演的角色，而是一辈子把自己押给中国人民的宋庆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