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谈判陷僵局，翻译提意见被怒斥，第二天姬鹏飞：你是对的。 1972 年秋，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灯，连着亮了好几晚。那年，中日建交谈判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一边是中国坚持不能含糊过去那段侵略历史，一边是日本顾虑国内政治气氛和外部压力，谁都不肯轻易松口。 就在这紧要关头，一个原本不该说话的翻译，轻轻说出一句相关表述，立刻被当场训斥。但第二天，外交部长却亲口说：“你是对的。” 原因是田中角荣访华时的一句客套话，他说日本过去 “给中国添了麻烦”。这在日语里听着客气，中国一听可不乐意了。 添麻烦？这哪是打翻水杯的事，这是几百万条命的账。 周总理在欢迎晚宴上为顾及款待客人的礼节，当时保持了平静，并未当场提出异议。 直至 9 月 26 日双方第二次首脑会谈时，周总理才严肃指出，这种说法太轻了，不符合事实，也对不起历史。 中方的态度很清楚，谈可以，但得说清楚，这段历史不能糊弄。 可日本那边也有难处，大平正芳是日本外相心里明白侵略就是侵略，但他不能直接说出来。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担心承认侵略会带来麻烦，尤其是对台湾地区的关系。 美国方面也不希望日本和中国走得太近。所以大平正芳一直在找一个两边都能接受的说法。 就在谈判最紧张的时候，大平正芳和姬鹏飞一起参观长城。路上他们两人坐在一辆车里，气氛比会议室轻松了不少。 大平正芳在车里开口了，他坦诚自己亲眼目睹那是一场侵略战争，田中角荣当年曾被征兵到中国牡丹江，虽未持枪仅在步军医院服役，但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和他一致； 同时也直言，若完全按中方意见表述写入联合声明，他和田中角荣回去后都会下台，也就没人能执行这份声明，他还说，其实他们也希望改善中日关系但实在有顾虑。 这番话虽然是私下讲的但让姬鹏飞看到了一丝转机，至少日本不是完全没诚意，只是在找一个过得去的方式。 这车里的对话没写在文件上，却成了后面破局的关键伏笔。到了 9 月 28 日深夜，谈判已经拖了很久。日方突然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就在这时候，周斌开口确认：“翻译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声音不大，但正好被姬鹏飞听到了。 姬鹏飞当场就冷下脸，对其不当插话予以严厉制止。周斌低头不语，脸上一下子白了，从程序上讲，翻译是不该表态的，尤其在关键时刻不能越界。 但周斌为什么敢说这句？这句话已经非常接近中方此前划定的底线，再拖下去，可能错失机会。 其实姬鹏飞心里明白，周斌传递的信息和判断没错，但他是外长，职责是把好关不是让下属随便插话。 规矩就是规矩，不能因为对了就破例。这时候姬鹏飞没有拍板，他把纸条拿去请示了周总理。 周总理看完后，点了点头，说这话可以接受。虽然没明说 “侵略”，但 “痛感责任” 和 “深刻反省”，已经是实质性的承认。 第二天早上，姬鹏飞找周斌说：“意见是对的。” 外交是门讲规矩的活，有时候，规矩必须守；有时候，判断必须做。 周斌 1934 年生在江苏南通，少年时代历经侵华战争，亲眼见证了战争带来的苦难，曾对日语有着复杂的情感。 1954 年，周斌考取北京大学专攻日本语言文学，1958 年毕业后被外交部选中。周总理曾强调。必须有人懂得对方语言，才能争取主动，这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使命。 他从那一刻起，决心把日语学透。他一向低调但在这一晚，他站了出来，做出了准确的表述确认。 这句话背后是对局势的理解，对历史的感受，对国家立场的把握。 在第二天9 月 29 日，《中日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大平正芳随即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 已失去存在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这一步，标志着中日关系真正迈入新阶段。中日建交不是一场单纯的谈判，它牵扯到历史、现实、地缘、文化，还有对未来的判断。 毛主席定大方向，周总理控全局，姬鹏飞掌细节，周斌这样的基层人员也在默默发力。谁都知道，这场建交不是靠一句话促成的，是靠一句比一句更精准的判断，一次比一次更谨慎的博弈，才换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