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正在屋内行走。突然，她脱光了自己的衣服，歇斯底里地喊到：“为什么软禁我！”仆人因此受到惊吓，慌忙给她披上衣服…… 1939年的赣州，成为蒋方良第一个有形的监狱，在这里，电话线被切断，巷口有宪兵站岗，连仆人出门买菜都需经过许可。 真正的围墙并非砖石，而是周围猜忌的目光，仆人们在背后称她“那个苏联女人”，邻居隔墙投来窃窃私语，关于“苏联间谍”的流言更让她百口莫辩。 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她消瘦了十五斤，夜里，她总将卫兵的巡逻脚步声误认为丈夫归来，有时，压抑的潮水会瞬间决堤，她会失控地高喊：“我不是犯人！” 然而，回应她的只有空荡的房间和更深的沉默，当她低声质问何时才能像正常人一样出门时，丈夫只留下一句“再等等”，她被迫明白，囚禁她的不是丈夫，而是她自己无法改变的苏联血统。 当章亚若这位精通多国语言的才女频繁出入官邸时，蒋方良的战争是沉默的，她陆续在丈夫的口袋中发现刻有“亚”字的玉坠，在公文包里找到不属于自己的戏票和便条，甚至从衣物上闻到陌生的香水味。 她收集着这些无声的证据，却选择了隐忍，章亚若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侵入她的生活，帮她整理书房，为她修改怀孕后紧绷的旗袍，娴熟地削好水果递给蒋经国。 蒋方良的爆发并非直接指向第三者，而是在一次情绪积累后的自残——她打碎杯子，任由玻璃划伤手指，却阻止仆人告知丈夫。 面对她的痛苦，蒋经国给出的慰藉是一张空头支票：“等战乱过去，我们一起回苏联。”他用一个指向她“来处”的虚假未来，来安抚她被囚禁的当下。 当岁月的尘埃落定，章亚若在桂林病逝，禁锢与背叛的浪潮似乎退去，蒋方良接纳了历史的安排，甚至将章亚若留下的双胞胎接到身边，待如己出，教他们认字，监督他们用餐。 她似乎终于从一个被审视的“他者”，转变为家族中承担责任的女主人，创办孤儿院，低调操持家务，在1949年后亲手为台北的新家缝制窗帘。 从1989年到1996年，短短七年间，她接连送别了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和三子蒋孝勇，女儿蒋孝章也因婚姻选择远居美国。 1988年，她握着蒋经国的手，直到生命体征消失，晚年的她独居七海新村，常在寂静中翻阅俄文书籍，轻轻摩挲纸边，仿佛在触摸那个回不去的故乡。 2004年，这位88岁的老人与世长辞，最终与丈夫合葬于慈湖，她的一生，始于一个闯入中国政治核心家庭的异乡人，终于以永恒的“合葬”获得了名义上的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