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近日再次发声，点明当年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是周恩来总理区分了军国主义者与普通民众，核心前提是日本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当时日方也承诺尊重，所以日本绝不能干涉中国内政。 这都是因为日本政客高市早苗近期的挑衅——她公然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存亡危机”绑定，声称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还推动扩军，完全违背了历史承诺。 要知道，中国当年的善意是基于双方共识与尊重，如今这一基础要是被摧毁，中方没必要再克制，搁置的历史账本随时可能重翻。 回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能得以实现，中国政府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展现出了极大的政治胸襟与远见。 周恩来总理当时明确指示，放弃对日本高达1200亿美元的国家间战争赔偿要求，主要基于三点考量：一是政治家风度，二是为推动日方与台湾断交、向新中国靠拢创造有利条件，三是不愿让赔偿的沉重负担最终转嫁给日本普通民众。 这一决定的背后，是一个清晰的前提：日本政府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这一共识被白纸黑字地写进了《中日联合声明》，并在后续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两个重要的政治文件中被一再确认和夯实，构成了中日关系的“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可以说，中国放弃巨额的战争赔款，换来的不仅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更是日本在台湾这一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明确承诺。 这笔“历史交易”的核心对价，就是日本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然而，高市早苗的言论——“如果‘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无异于单方面撕毁了这份历史契约。 她的逻辑，是将中国的内政问题直接定义为日本的“生存威胁”，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战后国际秩序早已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将窃取的中国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即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如今，一个对台湾实行过殖民统治、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国家，其领导人竟公然鼓吹介入台海，这不仅是对国际正义的践踏，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狂妄挑衅。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鸠山由纪夫对此看得透彻，他直言高市此举“大概是想渲染危机，以此为日本增强军力找借口”，可谓一针见血。 这让人不禁想起日本历史上一些政客的惯用伎俩：通过制造外部威胁来为自身扩军备战铺路。 高市早苗的冒险言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政坛右翼势力长期蠢动的一次集中爆发。 回顾历史，中日关系几次大的倒退，几乎都与类似的行径相关：从早年的岸信介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到佐藤荣作鼓吹“两个中国”，再到小泉纯一郎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断挑衅。 这些行径都曾将两国关系拖入低谷。 如今，高市早苗的论调，与这些前辈的做法如出一辙，甚至因其直接触碰“武力介入”这一红线而更加危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的回应措辞异常严厉，指出其“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中方已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这充分表明事态的严重性已触及中方底线。 日方若一意孤行，无疑是在亲手摧毁两国关系的政治根基。 一旦中日关系赖以稳定的“台湾共识”这一基石被彻底掏空，那么中方当年基于此共识所作出的巨大善意让步——包括放弃战争赔款——其前提也就不复存在了。 你提到的“搁置的历史账本随时可能重翻”，并非危言耸听。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受害赔偿”。 这两者在国际法上是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基于国家主体地位的索赔，后者则是针对战争罪行对受害国民众造成的具体伤害的追索。 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未曾宣布放弃后者对国民赔偿的要求，这相当于在法律上保留了一个关键的追索权利。 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不断升级，不断侵蚀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那么中方完全有理由依据国际法，就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强征“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遗留的现实问题，重新提出严正的受害赔偿要求。 这笔账，从法律和道义上讲，从来就没有“一笔勾销”。 所以，你观察到的这个现象，本质上揭示了一个冷酷的国际关系逻辑：善意与克制从来不是无条件的。 中国的宽容建立在日本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对政治承诺的信守之上。 当像高市早苗这样的政客试图用武力介入的狂想曲来改写规则、挑战底线时，她不仅在玩火，更可能是在提醒所有人，那段看似远去的历史，其未尽的章节依然具有现实的重量。 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方能否及时收束这种危险的挑衅，回到以史为鉴、重信守诺的正确轨道上来。 否则，被唤醒的将不仅是历史的记忆，还可能包括那份尚未结清的法律与道义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