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牺牲在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后，陈翰章带着队伍展开过激烈的复仇行动，但是他本人在当年12月被俘牺牲了，双眼已经被剜去死状极其惨烈，令人不忍重述。 陈翰章不是一开始就扛枪的。他是吉林敦化人，学生时代就爱读爱国书籍，17岁那年还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敦化中学。 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停办，他看着日军占家乡、杀同胞，攥着拳头说“读书救不了眼下的中国”，转身就投了抗日队伍。那会儿他才19岁，放弃了当小学教师的安稳，揣着仅有的两块银元，步行半个月找到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反日游击队。 他跟杨靖宇的交集，是在1936年东北抗联整编后。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司令，陈翰章成了第二军第五师师长，两人经常在长白山麓配合作战。 杨靖宇常说“小陈有文化，还能打硬仗”，陈翰章也佩服杨靖宇的战略眼光，两人一起在通化、延边一带建根据地，把日军的“讨伐队”搅得鸡犬不宁。 1940年2月，杨靖宇在濛江牺牲的消息传来时，陈翰章正在镜泊湖附近打游击，他当着全队战士的面咬破嘴唇，血顺着下巴滴在雪地上：“杨司令没了，咱们更得接着干，把小鬼子赶出东北！” 那会儿的东北抗联，已经到了最苦的时候。日军搞“归屯并户”，把山里的百姓都赶到大屯子，断了抗联的粮食和情报来源；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战士们穿单衣、吃树皮，枪栓冻得拉不开，只能用体温焐。 陈翰章带着队伍躲在山林里，白天不敢生火，晚上借着雪光研究战术，复仇的念头撑着他们一次次出击——他们袭扰日军的补给线，把运送弹药的卡车掀翻在山沟里；他们摸进日伪军的据点，缴获的粮食先分给山里没来得及“归屯”的百姓，自己只留半块冻硬的玉米饼。 日军恨透了陈翰章，悬赏万元要他的人头，还抓了他的家人逼他投降。他的父亲被日军关在牢里打瘸了腿，母亲托人带话劝他“保命要紧”，他在回信里写“儿子不孝，但国难当头，只能先保国再顾家”，这封信后来被日军搜走，成了他“顽固不化”的“罪证”。 1940年12月，日军调集了上千兵力，带着军犬和迫击炮，把陈翰章的小部队围在了镜泊湖小弯弯沟。 打了整整一天，队伍从20多人打到只剩3个战士。陈翰章的腿被炮弹炸伤，左臂也中了枪，鲜血把他的棉衣浸透，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壳。 最后一颗子弹打完时，日军扑了上来，他还想捡起石头砸向敌人，却被按在雪地里。日军军官用中文劝他“归顺皇军”，他吐了一口血在对方脸上，骂道“我是中国人，绝不会当汉奸”。 日军没再跟他废话，当着其他被俘战士的面，剜去了他的双眼。有人说，他当时还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直到日军用刺刀刺穿他的胸膛。牺牲后，日军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敦化县城的城门上示众，身体则被扔进了牡丹江。 当地百姓趁夜偷偷取下他的头颅，用棉被裹着藏在菜窖里，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把头颅和后来找到的遗骨合葬在一起。 陈翰章牺牲时才27岁，比杨靖宇牺牲时还小12岁。他们俩，一个在濛江冻饿至死仍拒降，一个在镜泊湖受尽酷刑仍不屈，都是把命嵌进了东北的雪地里。 后来有人问，当年抗联明知难赢，为什么还要坚持？答案其实就藏在陈翰章的那句话里——“咱们多打一天，老百姓就能少受一天罪，国家就多一分希望”。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不是傻，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骨气。 如今在敦化，有以他名字命名的翰章大街，学校里会讲他的故事，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用过的钢笔和望远镜。那些冰冷的文物背后，是一个年轻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是一代抗联战士用热血护下的山河。 我们记着杨靖宇，记着陈翰章，不只是记着他们的牺牲，更是记着他们没来得及看到的和平——这和平，是他们用命换来的，容不得半点辜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