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作协的2楼窗口，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楼下做操的年轻女人。她22岁，

1955年，北京作协的2楼窗口，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楼下做操的年轻女人。她22岁，身材丰满，弯腰时露出一截雪白的腰线。 她下意识拽了拽衣角，布料磨得皮肤发紧——这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最常见的窘迫，却让楼上的目光凝住了。 刚从外地调来作协人事科的高瑛，还带着舞台上的挺拔。曾是舞蹈演员的她，腰肢像初春的柳枝，即便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步态里仍藏着踮脚尖的轻盈。 艾青的目光从稿纸上移开时，正撞见这抹倔强的白。这位写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诗人，习惯在寻常里捕捉诗意，此刻却被一种更鲜活的东西攫住——不是风拂柳枝的轻盈，是困境里仍挺直的脖颈。 人事科的报表成了他们交集的起点。高瑛抱着文件夹走进艾青办公室时，指尖都在发颤——课本里那个“大堰河”的作者，此刻就坐在木桌后，眼镜片后的眼睛温和得像春日湖水。 她的笔记本里夹着孩子的照片，也夹着与丈夫日渐冷却的对话。那个年代的婚姻像件打了补丁的棉袄，即便不再保暖，脱下来也需要勇气——离婚申请会被贴在单位公告栏，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她真的能挣脱那层枷锁吗？ 艾青的钢笔在稿纸上写不出诗句时，总会望向人事科的窗口。上一段婚姻留下的创痕还在隐隐作痛，直到高瑛的身影像一缕光，照进他灰色的生活。他开始在食堂“偶遇”她，在走廊“借”报纸，每句话都像诗行般妥帖。 那个周末，他们沿着护城河走了整整一天。从朝阳初升到暮色四合，布鞋磨出了洞，高瑛却突然停下脚步：“我去办手续。” 艾青望着她眼里的光，像看到自己诗里写过的“黎明的通知”。 红本本攥在手里时，高瑛觉得像握住了一团火。甜蜜是清晨艾青为她温的粥，是深夜共看的月光；但风雨也来得猝不及防——运动的浪潮拍过来时，艾青的名字被写进批判专栏，囚车带走他那天，高瑛追着车跑，直到再也看不见车轮扬起的尘土。 劳改农场的土屋漏雨时，高瑛用塑料布接住雨滴，在昏黄的油灯下给艾青缝补衣服。他的手被农活磨出茧子，她就夜夜用热水给他泡手；他说“眼睛快看不见了”，她就把诗集念成睡前故事。 平反后的艾青视力越来越差，高瑛成了他的“眼睛”。她牵着他走过作协的走廊，告诉他“那棵老槐树又开花了”，就像当年他告诉她“你的腰肢比柳枝还软”。 1996年春天，艾青在病床上拉着高瑛的手，像握着61年前那个做操的清晨。窗外的玉兰花落了一地，高瑛凑到他耳边：“你看，春天又来了。” 他眨了眨眼，手在她掌心轻轻动了动。